第10节

　　里昂问我：唉，你主修什么？会计还是法律，还是企业管理？

　　去你妈的里昂！海青说。

　　王阿花笑起来。我懵懂地看看他，又看看他。

　　里昂对我说：不喜欢海青作品的人，海青就问他们是主修会计还是企业管理。他今天对你特别客气，有次一个人看了他的作品，表现不够好，海青问那个人：你是不是牙医？海青划分三教九，牙医是顶低档的人等。

　　王阿花说：最近改了，碰到谁乏味，说蠢话，他就说：你肯定是电脑博士。

　　海青不再搭理谁，又回到他的工作台前，接着挫那块有机玻璃，一边拿口哨吹坤斯·琼斯的歌。他运挫的节奏成了这首情歌的节拍，因而它听上去一点儿也不柔肠寸断，成了列兵进行曲。

　　王阿花也很快回她的工作室去了。他们来地铁站接里昂和我的时候指控我们打断了他们的做，显然是海青胡扯。谁都看得出他俩的专注有多连贯。

　　我和里昂从海青的工作室退了出来。里昂告诉我，深夜两点是他们这里的到中天。

　　他打量我一眼，问道：你困吗？

　　我已经客气不动了，但还是笑着摇摇头。我看不出哪里可以供我躺下。我问他：你不困吗？

　　里昂说：跟我来，看你困的。

　　他领着我穿过一个用巨大油画搭出的走廊。我看见上面有期和名字：一九八二年，海青作；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走廊通向一间小屋，它的墙是绷油画框用的白帆布。沿墙靠了一些画作，里昂介绍说是王阿花艺术学院时期的作品。那些画风格一致，都是浓烈的颜料、重大的笔触，颜料和笔触都发着很大的脾气；而细看进去，又发现色彩的泥泞中有朵精细的玫瑰，一只半透明的贝壳，或一片被沤烂得只剩纱网般筋络的白杨叶或枫树叶，或者，一只残缺的蜻蜒，一只垂死的蝴蝶，一枚鲜红滴的羊角辣椒。

　　我突然感到我喜欢这些毫无道理的画面。我围着这些画面转了一圈，觉得那些细小残破的生命或生命标本在这样不切题的背景中显得脆弱；广漠无情的色彩洪荒中，渺小的生命被离间得那样彻底。小而脆弱的主体在大而强暴的客观中，像是最后的伤处，最终极的不愈，大片的麻木中，它们是残剩的最后知觉。

　　它们似乎触到了我某个隐秘的痛点，抑或快点。但我什么也不愿表示。秘密的感觉永远该属于秘密；秘密地发送，秘密地传达，秘密地被接收。线路都在暗里，一经译成话语，全都走样。我一旦张嘴，是不可能老老实实的。

　　我只对王阿花说：我很喜欢你的画。真的。

　　里昂一听我这样讲，马上调开脸去。似乎他不要参与哄骗王阿花这桩勾当。

　　她从灯下抬起年轻纯洁的脸，看着我。王阿花的笑容好年轻；羞红的笑容。她半是惊唬、半是惊喜，马上去看里昂，看我和他有没有事先串通。我心里滚过一股温热。我已明白，她从来没听到过如我刚才的真心真意的赞扬，从没得到过像我这样的老实巴的喜爱。她说：谢谢、谢谢…脸越发的红。她又一次转头去看里昂，如同一个孩子在接受别人给的糖果前，去征求长辈的意见，看看他是否允许她接受。里昂没注意她，他正将一只尼龙睡袋展开，铺在那张“皇后尺寸”的垫上。她没有得到里昂的任何首肯，又转过脸来看我。慌张羞怯地一笑。

　　我说：我不懂画。

　　她说：其实谁也不懂。

　　你这些画可以办个画展啊。我又说。

　　三年前有这个打算。

　　现在不打算了？

　　现在？她指指手里的灯罩：现在，总得吃饭吧。她身边已有十多个画毕的灯罩，上面笔触细腻，构图巧妙，看得出她绝不纯粹在混饭钱。她又说：这样，海青可以把他的作品完成。他要参加一个新办公楼大堂设计招标。如果他的作品被选上，我就可以搞我的创作了。她又戴上眼镜，蘸了水彩，凑到灯下做她的画匠去了。对于她的画匠身份，她似乎心里没任何别扭，一开始就让自己想开了。

　　里昂这时说：要是海青的作品不入选呢？

　　王阿花扭脸看看他。她似乎没想过这个问题。

　　里昂说：要是不入选，让他上街画肖像，养活你搞一年创作。

　　王阿花还是不吱声。

　　阿花，我早就讲过，你不该浪费你的才华。

　　那我怎么办？王阿花不紧不慢地说，去卖一个肾？

　　像冷不防挨了一个耳刮子，里昂猝然沉默了。

　　里昂僵了至少有十秒钟，才又恢复动作。他将另一只睡袋“刷”地一声抖开。我看见王阿花的长睫瑟瑟一抖。她和里昂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创伤。抑或是秘密的相互护理和共同疗养？

　　王阿花的舌尖微微在嘴外，穿着又大又肥的衣，眼镜也显得沉重而老气横秋。她像个玩具成年人。我看着她每动一笔，舌头便跟着轻轻一移，她最多只有二十四岁。

　　里昂招呼我，指着垫上两只睡袋，一个鲜红一个翠绿，要我选择一只。我随便指指那只红的。他立刻蹬掉靴子，钻进了绿色睡袋。

　　我说：喂，等等…我睡哪里？

　　里昂说：你不是选了红的吗？

　　等等！什么意思？你睡我旁边？我脸的不可思议；我的表情在说：搞什么名堂？！要我和三小时前认识的人头挨头睡一张？！难道我看上去那么放、颓废？！

　　里昂两腿已在睡袋里，他边外套边说：你不是大兵吗？大兵不野营？

　　我茫然地瞪着眼。我想，是我脑筋很琐还是他存心不良？这下可是非常非常的美国。

　　王阿花这时说：我们常常这样野营。等有钱了，我和海青打算去买两个蒙古包，就可以分男女宿舍了。

　　里昂一下滑溜下去，只脑门在睡袋外面。他说：快睡吧，睡完了海青和王阿花还得睡。

　　我问：阿花你们一夜不睡？

　　她说：我们一天睡五小时就够了。没活干的时候睡十五小时。她转脸看看我，下巴向里昂一指：他常在我们这里做乞丐。她温存地抿嘴一笑，这时又很母了。见我开始皮靴，她又接着去画那只灯罩。灯罩的日本米纸在我的位置看像在溶化过程中。王阿花在绘一丛杜鹃。那样的专注也把她给溶化了。

　　我磨磨蹭蹭，一只靴了有半分钟。王阿花再次回头，对我笑一下。她似乎看出我的不自在，并马上开始同情我。她眼睛向已经睡的里昂膘一下，说：要杯咖啡吗？

　　我说：谢谢，不了。

　　她说：别客气。

　　我下了第二只靴子。她站起身，伸个懒，轻声说：我去煮点儿咖啡。你真不要？

　　我说：真不要，非常谢谢。

　　她说：不用谢。

　　说着她走出去，把一块布帘轻轻放下。她的意思是替我和里昂掩上门。我明白她并没有去煮咖啡。她误会了我的不自在，把地方腾出来，让我和里昂好有些私下的活动。我顿时觉得受了重大误解。就算我和里昂今天投靠到这里不够妥当，尤其是我，相当不稳重，但我不至于那么颓废那么狗男吧把？我心里一阵猛烈的反感。想立刻冲出去，同王阿花解释。走到门口，我想，解释什么呢？话如何去说？说：嗨，王阿花，我们没有私下活动，我不是里昂的未来女友，我有未婚夫，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他们到底把我当什么人？！里昂到底把我当什么人？我得让这三个胡闹惯了的男女明白，我绝不是胡闹的女人。我正在一场正式恋爱里，那样的正式恋爱是有正经后果的。我可不是随便的女人——是，或者不是，对于王阿花和海青一点儿区别也没有。他们不会认为这桩事里有任何是非，需要我急赤白脸地拉着他们来澄清。假如我冲出去喊冤：你们瞎了眼看错人了——我和里昂根本不想做！他们会眨巴着眼，莫名其妙地回我：那就不做好了，不做又不会在我们这里讨到表扬。

　　那将是很蠢很蠢的一个场面。他们只会觉得我这人很费事很莫名其妙甚至很虚伪。

　　我慢慢走回边。手去解外衣的纽扣，眼睛瞄一下里昂。他眉头轻微锁着，一缕长头发披挂在面颊上，他醒着时显得宁静——一种对什么都不抱希望的宁静，而他睡时却像对什么轻微的不。他嘴抿得很紧，嘴角用着一股力，我觉得他在紧咬牙关，在忍受一丝不碍事却也不消散的疼痛。我浑身一哆嗦，猛地回目光：怎么会这样有兴致地去看一个睡的男？这样长时间地观察他是因为他的睡相特有魅力？

　　我轻手轻脚进入睡袋，还是惊动了他。他翻了个身，给了我一个后脑勺。他的头发真好，可惜不属于一个女孩。而他是有那么一点儿像女孩的…我再次一哆嗦：怎么又琢磨起他来了？难道一个后脑勺也惹出我这般抒情这般感叹？原本没有特殊意义的睡觉，我却凭空找出特殊意义来了。我还喊冤？！

　　里昂在翻身时，右边的肩头在了外面。是个单薄却形状不错的肩膀，王阿花曾在那上面依偎过，伏在那上面过泪，说过山盟海誓的话。然后，她把自己从这单薄的肩头撕扯开来，让它此刻孤单单耸在这里。我及时逮住自己伸出的手，那手正伸出去要替他把被子掩严实。我向自己讨饶：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怕他着凉，我是替王阿花做这个动作。这个温情似水的动作属于王阿花纤细、洁白的手。即便我替他掩了掩被子，又有什么了不得？我年长于他，他在睡时显得格外年轻。

　　我发现自己将右手搁在面颊上，指尖蹭到了他的体温，他的体嗅，他那非物质的一部分。我突然感到惊惧：我的心真的很不老实，它那么渴望去闯祸。这个男在四小时之前还不存在，而现在我在他的呼吸里，在他的体温旁想入非非。

　　是因为我喜欢上了王阿花的缘故吗？是我借喜爱王阿花来喜爱他吗？还是我通过他去喜爱王阿花？他和王阿花接吻时一定是美丽的，花儿与少年般的美丽。王阿花和他做的时候会怎样？一定也很美，非常的鸳鸯蝴蝶。他和王阿花非常相配，不是吗？有相似的单薄和清俊。

　　我心里的一股不好受不知是羡慕还是妒忌。

　　他们中间谁闯了祸，中断了一场优美的爱情？

　　“优美”这个词的选用很令我满意。世上的确有不多的优美事物。同这个里昂恋爱，一定是桩优美的事。

　　我闭上眼，睡意却已云消雾散。我感到王阿花悄没声地开门帘，迟疑地走进来，走到灯前，悄没声地继续画她的灯罩。我甚至感到她朝这边转过脸，长久地凝视并排躺着的里昂和这个中国女子，她对王阿花来说，暂时还相当神秘。我感到她叹了口气，早的一个长叹，同时悲悯地看着这对中国男女，毕竟一对黄孩子啊——她希望他们俩好好做伴，长远也好，短暂也好。

　　我感到王阿花的目光照着昏暗中躺着的中国女人。她躺在里昂身边，像沤烂得仅剩细腻的神经网络的两片白杨叶。她会好好做里昂的伴吗？这个中国女人，她的亚洲黑发千篇一律地披在背后，她细弱的亚洲脖子，基本没有弧度的亚洲部，都罢了，只要她能好好做里昂的伴。

　　我最后的感觉，是王阿花用一块深的巾围住台灯，把光聚成一小团，让光之外的亚洲男女睡得更踏实些。

　　“你的父亲，是个老资格共产员？”

　　“是的。”我答得这么痛快，你的揭完全失去了意义。

　　我面前的脑袋埋下来，又去阅读那份表格。我看出他其实早已不在读了，或者早已停止读进任何词句。我一礼拜前填写的这份表格，那上面项目琐细，在世的九族不在世的三代。

　　“他是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的，是吗？”

　　“是的。”

　　“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