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贵在行胸臆
一
读袁中郞全集，感到清风徐徐扑面，精神阵阵慡快。
明末的这位大才子一度做吴县县令，上任伊始，致书朋友们道：“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说法石有长老。”开卷读到这等潇洒不俗之言，
我再舍不得放下了，相信这个人必定还会说出许多妙语。
我的期望没有落空。
请看这一段：“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山⽔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败兴也。游非及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
真是非常的飘逸。中郞一生最爱山⽔，最爱朋友，难怪他写得最好的是游记和书信，
不过，倘若你以为他只是个耽玩的倜傥书生，未免小看了他。《明史》记载，他在吴县任上“听断敏决，公庭鲜事”遂整⽇“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可见极其能⼲，游刃有余。但他是真个风雅，天
耐不得官场俗务，终于辞职。后来几度起官，也都以谢病归告终。
在明末文坛上，中郞和他的两位兄弟是开一代新风的人物。他们的风格，用他评其弟小修诗的话说，便是“独抒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
臆流出，不肯下笔”其实，这话不但说出了中郞的文学主张，也说出了他的人生态度。他要依照自己的真情生活，活出自己的本⾊来。他的潇洒绝非表面风流，而是他的內在灵的自然流露。者个，灵者灵气，他实在是个极有个极有灵气的人。
二
每个人一生中，都曾经有过一个依照真情生活的时代，那便是童年。孩子是天真烂漫，不肯拘束自己的。他活着整个儿就是在享受生命，世俗的利害和规矩暂时还都不在他眼里。随着年龄增长，染世渐深，俗虑和束缚愈来愈多，原本纯真的孩子才被改造成了俗物。
那么，能否逃脫这个命运呢？很难，因为人的天是脆弱的，环境的力量是大巨的。随着童年的消逝，倘若没有一种成年人的智慧及时来补救，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失掉童心。所谓大人先生者不失⾚子之心，正说明智慧是童心的守护神。凡童心不灭的人，必定对人生有着相当的彻悟。
所谓彻悟，就是要把生死的道理想明⽩。名利场上那班人不但没有想明⽩，只怕连想也不肯想。袁中郞责问得好：“天下皆知生死，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死者…趋名骛利，唯曰不⾜，头⽩面焦，如虑铜铁之不坚，信有死者，当如是耶？”名利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官做大了还想更大，钱赚多了还想更多。“未得则前涂为究竟，涂之前又有涂焉，可终究钦？已得则即景为寄寓，寓之中无非寓焉，故终⾝驰逐而已矣。”在这终⾝的驰逐中，不再有工夫做自己真正感趣兴的事，接着连属于自己的真趣兴也没有了，那颗以享受生命为最大快乐的童心就这样丢失得无影无踪了。
事情是明摆着的：一个人如果真正想明⽩了生之必死的道理，他就不会如此看重和孜孜追逐那些到头来一场空的虚名浮利了。他会觉得，把有限的生命耗费在这些事情上，牺牲了对生命本⾝的享受，实在是很愚蠢的。人生有许多出于自然的享受，例如爱情、友谊、欣赏大自然、艺术创造等等，其快乐远非虚名浮利可比，而享受它们也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条件。在明⽩了这些道理以后，他就会和世俗的竞争拉开距离，借此为保存他的真情赢得了适当的空间。而一个人只要依照真情生活，就自然会努力去享受生命本⾝的种种快乐。用中郞的话说，这叫做：“退得一步，即为稳实，多少受用。”
当然，一个人彻悟了生死的道理，也可能会走向消极悲观。不过，如果他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这一前途即可避免。他反而会获得一种认识：生命的密度要比生命的长度更值得追求。从终极的眼光看，寿命是无稽的，无论长寿短寿，死后都归于虚无。不止如此，即使用活着时的眼光作比较，寿命也无甚意义。中郞说：“试令一老人与少年并立，问彼少年，尔所少之寿何在，觅之不得。问彼老人，尔所多之寿何在，觅之亦不得。少者本无，多者亦归于无，其无正等。”无论活多活少，谁都活在此刻，此刻之前的时间已经永远消逝，没有人能把它们抓在手中。所以，与其贪图活得长久，不如争取活得痛快。中郞引惠开的话说：“人生不得行臆，纵年百岁犹为天。”就是这个意思。
三
我们或许可以把袁中郞称作享乐主义者，不过他所提倡的乐，乃是合乎生命之自然的乐趣，体现生命之质量和浓度的快乐。在他看来，为了这样的享乐，付出什么代价也是值得的，甚至这代价也成了一种快乐。
有两段话，极能显出他的个的光彩。
在一处他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尤其是得之自然的趣。他举出童子的无往而非趣，山林之人的自在度⽇，愚不肖的率心而行，作为这种趣的例子。然后写道：“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凭真情生活是趣，因此遭到全世界的反对又是趣，从这趣中更见出了怎样真的情！
另一处谈到人生真乐有五，原文太精彩，不忍割爱，照抄如下：
“目极世间之⾊，耳极世间之声，⾝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満席，男女
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帐，花影流⾐，二快活也。箧中蔵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
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
尽矣。然后一⾝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聇，五快活也。”
前四种快活，气象已属不凡，谁知他笔锋一转，说享尽人生快乐以后，一败涂地，沦为乞丐，又是一种快活！中郞文中多这类飞来之笔，出其不意，又顺理成章。世人常把善终视作幸福的标志，其实经不起推敲。若从人生终结看，善不善终都是死，都无幸福可言。若从人生过程看，一个人只要痛快淋漓地生活过，不管善不善终，都称得上幸福了。对于一个洋溢着生命热情的人来说，幸福就在于最大限度地穷尽人生的各种可能，其中也包括困境和逆境。极而言之，乐极生悲不⾜悲，最可悲的是从来不曾乐过，一辈子稳稳当当，也平
平淡淡，那才是⽩活了一场。
中郞自己是个充満生命热情的人，他做什么事都兴致
，好像不要命似的。爱山⽔，便说落雁峰“可值百死”爱朋友，便叹“以友为命”他知道“世上希有事，未有不以死得者”值得要死要活一番。读书读到会心处，便“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真是忘乎所以。他爱女人，坦陈有”青娥之癖“。他甚至发起懒来也上瘾，名之”懒癖“。
关于癖，他说过一句极中肯的话：“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有癖之人，哪怕有的是怪癖恶癖，终归还保留着一种自己的真趣兴真热情，比起那班名利俗物来更是一个活人。当然，所谓癖是真正着
，全心全意，死活不顾。譬如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于洛男爵，爱女⾊爱到财产名誉地位命都可以不要，到头来穷困潦倒，却依然心満意⾜，这才配称好⾊，那些只揩油不肯作半点牺牲的偷香窃⽟之辈是不够格的。
四
一面彻悟人生的实质，一面満怀生命的热情，两者的结合形成了袁中郞的人生观。他自己把这种人生观与儒家的谐世、道家的玩世、佛家的出世并列为四，称作适世。若加比较，儒家是完全⼊世，佛家是完全出世，中郞的适世似与道家的玩世相接近，都在⼊世出世之间。区别在于，玩世是⼊世者的出世法，怀着生命的忧患意识逍遥世外，适世是出世者的⼊世法，怀着大化的超脫心境享受人生。用中郞自己的话说，他是想学“凡间仙，世中佛，无律度的孔子”
明末知识分子学佛参禅成风，中郞是不以为然的。他“自知魔重”“出则为湖魔，⼊则为诗魔，遇佳友则为谈魔”舍不得人生如许乐趣，绝不肯出世。况且人只要生命犹存，真正出世是不可能的。佛祖和达摩舍太子出家，中郞认为是没有参透生死之理的表现。他批评道：“当时便在家何妨，何必掉头不顾，为此偏枯不可训之事？似亦不圆之甚矣。”人活世上，如空中鸟迹，去留两可，无须拘泥区区行蔵的所在。若说出家是为了离生死，你总还带着这个⾎⾁之躯，仍是跳不出生死之网。若说已经看破生死，那就不必出家，在网中即可作自由跳跃。死是每种人生哲学不可回避的
本问题。中郞认为，儒道释三家，至少就其门徒的行为看，对死都不甚了悟。儒生“以立言为不死，是故著书垂训”道士“以留形为不死，是故锻金炼气”释子“以寂灭为不死，是故耽心禅观”他们都企求某种方式的不死。而事实上“茫茫众生，谁不有死，堕地之时，死案已立。”不死是不可能的。
那么，依中郞之见，如何才算了悟生死呢？说来也简单，就是要正视生之必死的事实，放下不死的幻想。他比较赞赏孔子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个人只要明⽩了人生的道理，好好地活过一场，也就死而无憾了。既然死是必然的，何时死，缘何死，便完全不必在意。他曾患呕⾎之病，担心必死，便给自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人在家里蔵一笔钱，怕贼偷走，整⽇提心吊胆，频频查看。有一天携带着远行，回来发现，钱已不知丢失在途中何处了。自己总担心死于呕⾎，而其实迟早要生个什么病死去，岂不和此人一样可笑？这么一想，就宽心了。
总之，依照自己的真情痛快地活，又抱着宿命的态度坦然地死，这大约便是中郞的生死观。
未免太简单了一些！然而，还能怎么样呢？我自己不是一直试图对死进行深⼊思考，而结论也仅是除了平静接受，别无更好的法子？许多文人，对于人生问题作过无穷的探讨，研究过各种复杂的理论，在兜了偌大圈子以后，往往回到一些十分平易质朴的道理上。对于这些道理，许多文化不⾼的村民野夫早已了然于。不过，倘真能这样，也许就对了。罗近溪说：“圣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中郞赞“此语抉圣学之髓”实不为过誉。我们都是有生有死的常人，倘若我们肯安心做这样的常人，顺乎天之自然，坦然于生死，我们也就算得上是圣人了。只怕这个境界并不容易达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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