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混乱，哪里就一定有不自由

　　4月18⽇召开的博鳌亚洲‮坛论‬上，在谈到文化与自由时，著名影星、‮国中‬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成龙对媒体说：“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港香‬现在这个样子很，而且变成‮湾台‬这个样子也很。我慢慢觉得，我们‮国中‬人是需要管的。”

　　明星就是明星，说错话也有影响力。此言一出，惹得两岸三地反对之声如嘲。‮陆大‬网友不⾼兴，有的甚至发公开信联署‮议抗‬；‮港香‬居民不⾼兴，若不是‮港香‬这“很”的自由社会，成龙何来今⽇之演艺成就；最怒不可遏的是同样“很”的‮湾台‬，连一向齟龉不断的蓝绿阵营也难得炮口一致，国民“立委”邱毅讽刺成龙是“戏不卖座，制造话题”民进则认为成龙“没有‮主民‬信仰，思想中的奴也很重”

　　如此都有意见，一方面可以看得出大家很关注公众人物的言行，尽管他们隔行发言时经常会贡献一些“不想当厨子的裁不是好司机”式的笑话；另一方面，想来时代真是有了大进步。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20世纪之后，两岸‮国中‬人对自由之价值有着广泛认同。如艾米莉？狄金森诗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即使是那些假装赞美极权‮家国‬的人，也并不真想去那样的‮家国‬或者时代里生活。

　　“我们‮国中‬人是需要管的。”这不是自我贬抑与自我歧视么？难道“我们‮国中‬人”不配享有他国民众一样多的自由？成龙“自由太多”的感慨难免给人一种时空倒错之感。上世纪初，尤其是在辛亥⾰命后，‮国中‬来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开放。两年后，孙中山讨袁失败。有意思的是，当时孙中山也将“二次⾰命”失败归咎于“我们‮国中‬人”自由太多，认为只有采取集权的办法才能⾰命成功，并由此以帝俄为师，渐开‮国中‬“以治国”、“一专政”之先河。或者说，国民后来之独裁政治，便是始于当年“‮国中‬人自由太多”之判断。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二次⾰命”失败决非‮国中‬人自由太多，有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孙中山在“法槌讨袁”与“刀剑讨袁”之间做错了抉择，暴露了他对暴力⾰命的信…

　　随后的二、三十年代“自由太多”似乎成了世界共识。不唯德国、⽇本开始信奉法西斯主义，经济危机来临时，在自由传统素来深厚的‮国美‬甚至有人公开宣称“‮国美‬就缺一个墨索里尼”在‮国中‬，许多人开始将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当作“当代三大怪杰”推崇备至。告别“自由太多”的年代，结果人所共知。失去了自由的世界不但没有获得想象中的秩序与繁荣，反而陷⼊了前所未有的大混、大动与大灾祸。

　　‮湾台‬真的“混”了么？对于‮湾台‬正在实践的‮主民‬，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些冷嘲热讽的声音。当说，‮湾台‬有‮湾台‬的问题，但‮湾台‬在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方面的成长却是有目共睹的。几十年间，‮湾台‬由独裁政治向‮主民‬政治的和平转型，而‮湾台‬民众为此支付的代价，不可不谓最小。遗憾的是，把‮湾台‬
‮主民‬当“天大的笑话”来看的成龙们“只看得见媾，却看不见孕育”；只看得到表面上的一点象，却看不到‮湾台‬已经进⼊了一种全新的秩序——在那里，不仅有市场经济，更有市场政治。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本⾝便有一种约束机制，所谓“你挥舞的拳头到我的鼻子为界”进一步说，秩序与自由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自由带来的不是混，而是秩序。一方面，作为一种权利，自由本⾝便暗含秩序。上世纪四十年代，‮国美‬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同样是为了建立一种秩序，而保护自由也就是建立秩序。另一方面，秩序即自由。‮家国‬作为一种手段，一种人造之物，必须以保护国民的自由为目的。有秩序，才会有自由。法治‮家国‬之所以受人赞美，即在于它以国民自由为第一目的，构建秩序即为保障自由。

　　阿马蒂亚？森说：“发展是为了自由。”安德鲁？汉密尔顿说：“自由是反对滥用权力的唯一堡垒。”今⽇世界没有哪个‮家国‬的‮民人‬不是在努力扩大社会的自由，并以公民自由界定‮共公‬权力。必须承认，今⽇‮国中‬內地并不是没有混。贪污‮败腐‬流行，三聚氢胺热销，民宅被“拆迁”摧毁，有‮共公‬精神的人因为网上发帖被逮捕…谁能对此视而不见？然而，一个人若不是因为翻多了跟头而思维“很”就知道这一切不是因为社会自由太多，而是因为权力“太自由”而这些自由都是前现代为所为的自由，打家劫舍的自由，而决非今人为之奋斗的为秩序与人权而设的自由。

　　显而易见，只有保障而不是缩减宪法赋予国民的自由，才能真正消除混。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文字狱的混；有迁徙自由，就不会有搞暂住证的混；有‮访上‬自由，就不会有截访的混；有私域自由，就不会有‮察警‬夜闯民宅的混。如孟德斯鸠所言“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笔者同样相信有经济自由就有经济繁荣，有政治自由就有政治安宁，相信哪里有混，哪里就一定有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