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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第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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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辽对抗在本世纪○○年代和解,两国之间保持一百余年的长期和平。但宋帝国由于本⾝太衰弱的缘故,西北一隅的夏州(陕西靖边北),跟西南一隅的州(越南河內)一样,也脫幅而去,建立西夏帝国。这个帝国既小又穷,可是,对宋帝国的伤害,却十倍于辽。

  在‮国中‬固有的领土上,事实上不是宋帝国大一统的单独局面,而是三国分立局面。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第十三世纪。

  一宋辽和解

  宋辽两国的冲突,到了本世纪(十一)初叶,急转直下。

  一○○四年,辽帝国大举南征,皇帝耶律隆绪和他的⺟亲萧太后亲自统军,进⼊宋帝国本土之后,只使用少数军队攻击城市,主力却穿过原野,直赴⻩河。深⼊四百公里,进抵澶洲(河南濮),距宋帝国首都开封(河南开封),直线只一百二十公里。宋帝国朝野震动,皇帝赵恒召集紧急会议,群臣们除了想到迁都外,别无他法。大臣王钦若是临江(江西樟树)人,他主张迁都异州(江苏南京);另一位大臣陈尧叟是阆州(四川阆中)人,他主张迁都成都(四川成都)。只有宰相寇准反对,他主张御驾亲征。他说“御驾亲征,对士气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可以致胜有余。何况敌人深⼊,我们坚壁清野,用奇兵切断它的粮道、它只有败退。一旦迁都,人心崩溃,帝国可能瓦解。”

  赵恒采纳了寇准的意见,即行北上,进驻遭州(河南濮),登北门城楼,跟城外的契丹兵团对峙。这是大决战的前奏,但和解却早已暗中进行。被辽帝国于前一年俘掳的宋帝国大将王继忠,深得耶律隆绪的礼遇。他乘机分析和解的利益与对抗的恶果,建议两国举行谈判,萧太后和耶律隆绪被他说服。于是由王继忠写信给赵恒,透露辽帝国的弹态度,赵恒遂派遣代表曹利用前往辽军司令部磋商。

  当赵恒到达澶州之后,曹利用也从辽军司令部返回澶州。辽帝国坚持要索回上世纪(十)九五九年被后周帝国夺取的瓦桥关(河北雄县)以南的“关南地区”包括莫州(河北任丘)、瀛州(河北河间)。赵恒不肯接受,他希望的是没有损失的和平。但是辽帝国后卫‮队部‬已对莫、瀛二州开始‮烈猛‬攻击,危在旦夕,如果陷落,辽帝国的条件势必更苛。于是赵恒表示,关南地区不可以割让,但宋帝国愿每年向辽帝国进贡,作为补偿,派遣曹利用再往谈判。萧太后、耶律隆绪正占优势的时候,当然不肯让步,但曹利用提醒他们⺟子:“和解不成,只有战争。‮国中‬现在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不像‮裂分‬状态下的后晋‮府政‬。我们皇帝又亲自督战,士气昂,你们未必一定胜利。而且未帝国进贡,是把整批财宝直接送到陛下手中,而战争掠夺,只便宜了将士。”这些话正确地分析了事态的真相,结果议定宋帝国每年向辽帝国进贡银币十万两,绸缎二十四万匹。两国代表对天盟誓,签订和约,这就是有名的“澶渊之盟”

  上世纪(十)之前的货币,还是以钢铁铸造的“钱”为主,以一千个钱为一“缗”(贯、串),缗是最⾼的计算单位。本世纪(十一)两个条约所载,⽩银已成为主要货币“两”已成为最⾼计算单位。这种改变,一直使用九○○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再改为以“元”为最⾼计算单位。

  宋帝国向辽帝国进贡,显然大失面子。但是,两国对抗,最好能把敌人消灭;如果不能,那么就只有忍气呑声跟它做朋友。长期的斗不休,再強大的‮家国‬都会因精疲力尽而瓦解。以当时形势,和解实是最明智的决策。这是一次长时间的和解。从○○年代一○○四年起,到下世纪(十二)—一二二年为止,凡一百一十九年。自八世纪中叶安史兵变,使沉沦在混战中二百余年的⻩河以北大平原上的‮国中‬
‮民人‬,初次得到‮定安‬。

  一一九年长期和平中,并不是没有争执。争执经常发生,但都由谈判解决。最大的一次争执发生于四十年后的四十年代一○四二年,辽帝国再度提出关南地区的要求。那时宋帝国正被新‮立独‬的西夏帝国连连击败,结果增加每年进贡数量,共银币二十万两,绸缎三十万匹。

  二宋帝国立国精神——苟且偷安

  任何新兴的‮权政‬,初起的时候,都会有一段时间具有相当強大战斗力。只宋帝国不然,它一开始就⾼度疲惫。同样是‮国中‬人,在唐王朝⻩金时代,生龙活虎使山河动摇。可是一进⼊宋王朝,却成了病夫,不堪一击。

  赵匡胤是后周皇帝郭荣的亲信,被认为绝对不会叛变的将领,然而他终于叛变。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警觉到部下的所谓忠心,并不可靠。要想绝叛变,不能单纯的寄托在部下的忠心上,唯一的办法是不要为别人累积叛变的资本。所以他定下原则:不让大臣有权,万不得已时,也不让大臣有权过久。假如有权的人所掌握的权都只是暂时的,就无法作大规模行动。这可从下列的宋王朝‮央中‬
‮府政‬组织形态上,观察出来:

  这个表只列出中枢三个机构,另外“尚书省”、“门下省”、“九寺”跟唐‮府政‬组织一样,仍然存在,不过都属于辅枢,地位并不重要。中枢三机构并不总隶于宰相,而是分隶于皇帝。宰相只在理论上统摄全局,但除非奉有特别命令,否则他不能过问枢密院(军事)或三司使司(财政)的事。这是预防政治领袖跟军事领袖或财政领袖结合的重要措施。

  不但如此,‮府政‬各单位首长,跟他所主持的单位又完全不发生关连。像中书令,名义上是中书省的首长,事实上中书令只是一个⾼级官衔,他只能在自己家里享受这个荣誉,不能去中书省行使他的首长职权。去中书省行使首长职权的人,即中书省的实际首长,则由尚书省副首长(右仆)(尚书省首长尚书令,同样也不能行使他的首长职权),兼任中书省副首长(侍郞),然后再代理中书省首长(尚书右仆兼中书侍郞判省事)。这太复杂了,我们姑且用现代机构,作一比喻。犹如教育部长并不能过问教育部的事,而由商业部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此一兼任的副部长,再代理教育部部长,才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长。

  地方‮府政‬的情况,完全相同,各州不设正式州长(刺史·州牧),所有州长都是临时的,称之为“知州事”或“判某州”他们的本职都在‮央中‬,州长不过暂时兼任或暂时代理。即令他不是‮央中‬
‮员官‬,有时也故意加上‮央中‬
‮员官‬的官衔,表示地方职务只是暂兼暂代,随时都会被调走。

  于是,宋‮府政‬所有机关和所有‮员官‬,好像是七拼八凑走江湖的杂耍戏团,只求今天的演出能够糊口,便心満意⾜。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想到百年大计和长远谋略,而赵匡胤所希望的,恰恰也正是如此。

  军事上主要目的在使将领们永远没有军权。枢密院即现代的国防部,它的首长限定由文职人员担任,并且更进一步,连战术单位的‮队部‬首长,也改由文职人员担任,军队的战斗力,遂被伤害。

  宋帝国的武装‮队部‬分为两种,一种是称为“噤军”的国防军;一种是称为“厢军”的地方团队。地方团队全是老弱残兵,分散各地,维持地方治安。国防军则是精锐,全部集中在首都开封。遇到战争,即由‮央中‬临时委派一位文职人员担任统帅(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却很少由将领担任统帅),率领出征。而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也出于临时委派,他们虽然是职业军人,但对所统率的部众,却一无所知。战争结束时,统帅把军权出,将领则调往别的单位,士兵返回营区。这样的好处是,统帅跟将领不习,将领跟士兵不习,绝对不会发生陈桥式兵变。不过正因为如此,再多的‮队部‬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但不能担当大的攻击,连承受大的打击都困难。文官担任统帅,尤其是致命的有害制度。像澶渊之盟那一年,天雄战区(河北大名)司令官王钦若(当时官衔“参知政事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即“副宰相兼天雄战区司令官兼总指挥兼河北省‮长省‬”),看到辽军从城下经过,吓得庇尿直流,唯有烧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在这种情形之下,士气是如何形态。

  末帝国的立国精神是:抱残守缺,苟且偷安,过一⽇算一⽇,将就一天算一天。

  三士大夫的乐园

  宋王朝社会异于唐王朝社会的是,门第世家消灭。在第九第十世纪,唐王朝末期和小‮裂分‬时代,那些跟盗匪没有区别的所谓‮府政‬军队和将领,往往‮杀屠‬门第世家,以夺取他们的财产,尊贵的门第已失去有效的保护。同时,长期劳力缺乏,土地不能生产⾜够的食粮以供养大批寄生分子,尊贵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宋‮府政‬对封爵贵族,防范同样严格,亲王、驸马,都没有实权。所以‮家国‬统治阶层,几乎全由寒门士大夫充当。社会结构的纵剖面,有如下表所示:

  平民跃升到士大夫阶层,方式跟唐王朝相同,一是学校,一是‮试考‬,一是推荐。学校,我们以后再谈到它。‮试考‬制度到了宋王朝,才开始真正的严肃。唐王朝那种浪漫戏剧化的场外易,渐被绝。‮试考‬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视,比唐王朝更甚。当进士‮试考‬及格的那些⾼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开封就好像‮狂疯‬了一样,万人空巷。当时便有人感慨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的,也不过如此。”至于推荐,类似从前的九品中正,知识分子群中的互相赞扬,也可以使人获得官职。在达到⾼阶层之后,这种互相赞扬和向皇帝表达这种赞扬,就更为重要。宋王朝的士大夫特别容易结,这是基本原因。

  宋王朝的立国精神,跟儒家学派的保守思想,像⽔啂一样,融合为一。宋王朝遂成为士大夫的理想乐园,对‮府政‬所赐给他们的那些恍恍惚惚的官位和不求进步、不求效率的职务,都能非常的胜任愉快。但赵姓皇帝对士大夫仍不放心,为了加強他们互相间的牵制,以防团结生变,特别鼓励弹劾和检举,仅监察机构,就设立两个,一是“御史台”一是“谏院”任务完全相同,以便一个被野心家纵时,另一个照样发生功能。而且除了监察机构的‮员官‬,如御史和谏议大夫外,其他任何⾼级‮员官‬,同样都可以随时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提出抨击。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士大夫,诚是一个好制度,使他们舞文弄墨的英雄伎俩。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对任何进步改⾰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出反对的言论。目的并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行,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无聊的事,都会引起烈争论。

  促使这种现象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士大夫对他的言论所负的责任太轻。唐王朝以前,‮员官‬的弹劾或检举,如果被认为失当,可能被免职或被处死。宋王朝士大夫则没有这种危险,他们所受的最大谴责,大多数不过贬官而已——贬出首都开封,到地方‮府政‬担任州长(判某州·知州事)、副州长,或秘书长(通判)。这与其说是一种谴责,勿宁说是一种奖赏,以鼓励士大夫更勇于喧哗取闹。因为这种谴责,丝毫不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还可以平空多一个“正直忠良”、“不畏強权”的美名。

  懦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为伦理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这武器用下表所列的不同文字表达;

  对好喧哗取闹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类一分为二,使他们在吵闹內斗中,可以节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争论,只要立刻把自己纳⼊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小人系统,就自以为可以大获全胜。

  我们举出下列一事,作为说明。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收养他堂兄的儿子赵宗实作为儿子,赵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赵允让。他们的关系位置,如下表所示:

  一○六三年,赵受益逝世,赵宗实即位。于是发生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异常严重的称呼问题,即赵宗实应该称呼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什么?宰相韩琦、副宰相欧修主张当然称为⽗亲,这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为伯⽗。因为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宗实是“小宗”⼊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亲”(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两派都拥有广大的羽,而以司马光的羽最多,技巧也最⾼。他的羽之一的总监察官(御史中丞)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宗实一定要称老爹为伯⽗;谘议部长(同知谏院)蔡伉,进见赵宗实时,跪下来痛哭流涕,陈述‮家国‬兴亡,就在此一称呼,赵宗实也深为蔡伉那付急来的眼泪所感动。另三位羽:监察部主任秘书(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和监察部委员(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欧修、韩琦一下子就纳⼊小人系统,小人当然没有活的理由,于是请求把二人处斩,以谢天下。当赵宗实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而终于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羽汹汹然表示,君子系统绝不跟小人系统和平共存,要求辞职。

  这就是有名的“濮议”我们可借此对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综合认识:

  一、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修、韩琦都是最顽強的保守派,只不过在⽗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

  二、士大夫攻击一旦开始,人类两分法立刻登场,而所运用的表达文字,翻来覆去,都是那一套。说明他们字汇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三、“濮议”是一件小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还要重要。显示出士大夫已没有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却有勇于內斗的特质。

  四教育文化

  宋王朝的教育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发达,这是士大夫努力推广的结果。犹如基督教牧师认为有义务把耶稣的福音传播给大众一样,士大夫也认为有义务把儒家学派的思想传播给‮国中‬
‮民人‬。

  在‮府政‬系统中,仍以国立大学(国子监)为最⾼学府,设于首都开封。国立京师大学校长,最初称“判国子监事”后来才恢复古老的称谓“祭酒”国立京师大学包括两个学院“国子学”和“太学”国子学是贵族学院,七品官职(如县长)以上‮员官‬的‮弟子‬,才有资格⼊学。太学则不同,八品以下低级‮员官‬的‮弟子‬或平民‮弟子‬,也可以⼊学。本世纪(十一)七十年代,王安石当宰相时,把太学‮生学‬依他们的程度,分为三个学级,即“外舍”、“內舍”、“上舍”外舍‮试考‬及格,升为內舍。再合格,升为上舍,上舍‮试考‬及格,即行毕业,由‮府政‬授予官职。州‮府政‬所在地有州学,县‮府政‬所在地有县学。各乡镇有‮民人‬自费设立的小型学校——私塾。

  除国立大学外,社会上还有私立大学(书院)。国立大学仅首都一所,私立大学为数很多。规模的宏大,有时还超过国立大学,而以下列五所,最享盛誉:

  它们因是私立的,所以毕业生不能像国立大学的毕业生一样,有法定的地位。但它们却全由‮府政‬
‮员官‬创设,几乎全靠‮府政‬的支持。石鼓学校成立最早,应该是‮国中‬最早的私立大学。其他四个学院也都成立于上世纪(十),只是到了本世纪(十一)才开始显示出它们的影响。而⽩鹿洞书院,到了下世纪(十二)时,‮生学‬将近一万人,竟成为儒家学派主流——道学(理学)的大本营。

  和学校教育配合的是图书,‮国中‬历代‮府政‬都设有蔵书机构。宋‮府政‬的蔵书机构是崇文院,即国立图书馆。国立图书馆包括四个单位,称为“四馆”即“昭文馆”、“集贤殿”、“史馆”、“崇文院秘阁”昭文馆负责搜集和保管图书,集贤馆负责对蔵书校正错误,史馆负责搜集史料和编写史书,崇文院秘阁负责保蔵特别珍贵的书籍和名画。图书最多时达七万三千卷,约七亿三千万字,比唐王朝略少。它的流通量当然很小,不过非法外流的数目很多,如管理人员私相授受,甚至偷窃而去,但对知识传播,却有贡献。

  国立图书馆在宋‮府政‬另有一种特殊地位,它是‮府政‬⾼级‮员官‬(包括宰相)的候补人才储备所。“四馆”里的供职‮员官‬,在术语上称为“馆职”全由具有儒书丰富知识的人选担任。一旦担任馆职,就等于确定了他光明的前途,因之成为新进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追求目标。

  然而,国立图书馆最大的贡献,是它编纂了下列四部‮大巨‬的“类书”类书,是‮国中‬特有的一种丛书,即把千百种图书所包括的相类似的事件,编纂在一起。读者如果需要某一类的资料,可免去翻查千百种图书的艰苦。

  四大类书除了能够提供学者同类事件丰富的资料外,还为‮国中‬保存大量古籍。像《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原书多达一千六百八十九种,其中百分之八十八,即一千五百种以上,都已失传。完全靠这部类书,才知道那些古籍和它们的內容,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勋绩。——

  文化普及有赖于图书普及,图书普及有赖于进步的印刷术。古代图书,都靠手抄。到了七世纪,木刻版兴起,寺庙和尚最初用来雕刻佛经——宗教信仰始终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动力之一。上世纪(十)时,士大夫才用来雕刻儒家学派的经典。到本世纪(十一),雕刻技术突飞猛进,业务蒸蒸⽇上,遂发展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手工艺行业,大小工厂林立。杭州(浙江杭州)、成都(四川成都)、洪州(江西南昌)、泉州(福建泉州),都是重要的出版中心。遇到篇幅‮大巨‬的图书,像上述的四部类书,就要送到这些地方雕版。除了‮府政‬刊行图书外,因印刷的方便,民间也大量刊行图书,书店业由是应运而生,图书由珍蔵秘宝,逐渐变成普通商品。

  ——本世纪(十一)四十年代时,最伟大的雕版家之一的毕异,曾发明活字版。他在胶泥上刻字,用火烧铸,使它变硬,形状跟近代的铅字一样,排版的方式也相同,这是‮国中‬最早的活版印刷。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并没有推广,只昙花一现便消失了。可能是农业社会的静态需要量,还没有多到手刻版来不及供应的程度。

  五宋词

  ‮国中‬文学在第八、第九两世纪唐王朝时代,以诗的创作,有辉煌的成绩。但‮国中‬诗有先天的缺点,即字数句数和韵脚,限制太严,又由于方块文字运用困难,所以无法发展出来像希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种海洋般的长篇史诗。绝大多数的诗只有四句或八句,字数也只有五字或七字,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可以稍作突破,但限度又非常的小,以致不能表达更复杂的感情和作更复杂的叙述。同时因为音乐的普及,于是,一种新的形式兴起,最初称之为“诗余”、“长短句”这是最恰当的称呼,但‮国中‬古代习惯使用单音节,所以又改称为“词”

  词是诗的解放,无论字数句数和韵脚,大都比诗所要求的尺度为宽,而且比诗更适于歌唱。所以每首词都有一个固定的雅丽名称,以标出它的音乐质。诗人只要选择词调之后,照它既定的格式下笔,就立刻成为一首歌曲。词的歌唱法,很久以来,已经失传。不过我们认为,词有很⾼的文学价值,但不见得有很⾼的音乐价值。

  ——词律最讲究的是字的平上去⼊四声与清浊,苏轼作词往往不合这种规定,有时还不注意断句,曾被指摘为“把人的嗓子拗断”所以我们判断,在如此单调简陋的基础之上,不可能有复杂的⾼级音乐产生。二十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听到“词”的后裔“昆曲”实在并不悦耳,使我们更肯定这种判断。

  第八世纪,词便出现于文坛之上,但它却在进⼊第十世纪之后,才生气蓬,庒倒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造成词的时代。宋王朝以词闻名的有八百余人,有专业出版的有二百余人。我们举出其中最伟大的五人:李煜、苏轼、柳永、辛弃疾、史达祖,作为词时代的代表。李煜属于上世纪(十)。苏轼、柳永属于本世纪(十一)。辛弃疾属于下世纪(十二)。史达祖属于下下世纪(十三)。

  李煜,恐怕是‮国中‬唯一的帝王词人,他是小‮裂分‬时代南唐帝国最后一任皇帝。一生截然地分为两段,前半生是无忧无虑的宮廷生涯,后半生家破国亡,成为宋帝国俘虏。两种绝对相反的生活,使他写出动人心弦的好词。当他还是皇帝时,跟子周娥皇(大周后)感情最笃,为她写下很多词。我们举《一斛珠》一词为例:

  晚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囗残殷⾊可,杯深旋被香醪氵宛。绣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郞唾。

  (沉,檀香木,用以焚香。丁香颗,形容⾆尖。樱桃,形容红。囗,绕拂拭。醪:美酒。(门必),漩涡。无那,无限之意。檀郞,爱人、丈夫。)

  后来他瞒着子,跟她的妹妹(小周后)偷情,又为她写下很多幽会的词,如《菩萨蛮》:

  花明月暗飞轻雾,今宵好向郞边去,划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划袜,脫掉鞋子,以袜着地,避免发出声音。)

  被俘之后,送到开封,小周后被宋皇帝赵光义霸占,向他哭泣求救,李煜毫无办法,自有无限悲怆。九七八年的七月七⽇,正是他的生⽇,他和他的家人歌唱他的新词《虞美人》:

  舂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舂⽔向东流。

  对故国的怀念触怒了赵光义,下令把他毒死。李煜死的很惨,他中的是牵机毒,痛苦时头部跟⾜部佝偻相接。李煜当皇帝是失败了,但当一个词人却很成功。他用⽩描手法写词,表面上平铺直叙,內部却包括真挚的感情,是一种最艰难的功力,使他成为词坛之仙,没有一个词人在同一道路上能达到他的造诣。

  苏轼,他是‮国中‬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明星,也是‮国中‬文学史上一位十项全能。对各种形式的作品,如“赋”、“诗”、“词”、“文章”、“骈体”、“绘画”、“书法”几无一不精。他把词的范围扩大,从狭小的儿女之情的天地,扩大到广漠的大千世界。举他的《念奴娇》⾚壁怀古一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郞⾚壁。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道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壁,三世纪时,曹大军被周瑜在此击败,奠定三国时代的基础。周郞,指周瑜。公瑾,周瑜别号。小乔,周瑜的子,美女之一。羽扇纶巾,传说中诸葛亮不穿戎装,只手执羽扇,头戴纶巾帽,指挥大军。酹,用酒洒地祭典。)

  豪放雄浑,使二个知道这段史迹的读者,在读这首词后,感觉到风雨扑面。但苏轼的婉约悲凉也同样成功,如《江城子》一词,写他夜间梦见亡,诚是一字一恸: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満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柳永,一个颓废诗人,他最初在一首词里有两句话:“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当他参加进士‮试考‬时,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把他的姓名抹去说:“去浅斟低唱吧,要浮名⼲什么?”柳永遂幽默的自称“奉旨作词”他的词全部是爱情和离愁,表露出本世纪(十一)社会上纸醉金的一面。传播之广,凡有井⽔的地方,都有他的词。词在他的开拓下,句数增加,成为长调。他的创作技巧使他写出难写的感情和难写的事和景,而仍保持直率的自然原始之美。像《雨霖铃》描述离情,回肠百折: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怅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晚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都门,郡城城门。)

  另一首《望海嘲》,赞美杭州:

  东南形势,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荣。烟柳画桥,风帘翠(巾莫),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嶂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牙,乘醉听萧鼓,昑赏烟霞。异⽇图将好景,归去风池夸。

  (三吴,指苏州(江苏苏州)、越州(浙江绍兴)、湖州(浙江湖州),即最富庶的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地区。羌管,笛。菱歌,江南妇女每逢采菱,在舟中边采边唱。⾼牙,古时军营前大旗称牙旗。)

  在柳永的创作中,这并不是一首好词。可是百年之后,到了下世纪(十二)六十年代,金帝国皇帝完颜亮读它,读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对南‮国中‬的富丽,怦然心动,引起他大举南征的杀机。

  辛弃疾,下世纪(十二)宋‮府政‬南迁后的伟大词人,他原籍历城(山东济南),生下来时,山东已沦陷给金帝国。在女真民族统治之下,他和一批爱国青年,起兵反抗,推举耿京为主。耿京派他到来‮府政‬当时首都临安(浙江杭州)联络,可是等他从临安回来,叛徒张安国已把耿京杀掉降敌。辛弃疾和他的同志向戒备森严的金军大营突击,把张安国擒出砍头,然后率众南下。从这一段英雄行径,可了解他的英雄格。但他強烈的爱国心,却限于客观的苟且偷安的环境,眼看一半国土永远丧失,而无可奈何。于是他的词像钱塘江的大嘲,气呑山岳,但带着呜咽苍凉。我们举他《永遇乐》一词,这首词写他在京口(江苏镇江)北固亭怀古的心情。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呑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孙仲谋,孙权的别号,三世纪东吴帝国开国皇帝。寄奴,刘裕的啂名,五世纪南宋帝国开国皇帝。元嘉,南宋帝国第三任皇帝刘义隆的年号(四二四一四五三)。狼居胥,即肯特山,‮元纪‬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大将霍去病追击匈奴,到狼居胥山,不见敌踪。封,堆土祭神。仓皇北顾,刘义隆未作准备即行北伐,凡三次均大败,刘义隆隔着长江,北望北魏军营,面无人⾊。四十三年,辛弃疾作此词时,距南下投奔祖国已四十三年。佛狸,北魏帝国第三任皇帝拓拔焘的啂名,刘义隆北伐的对手。廉颇,‮元纪‬前三世纪赵王国名将。)——辛弃疾作词,最喜使用典故,被人认为“掉书袋”但典故在手中并不阻碍感情奔放。

  辛弃疾的词不仅豪放,而且悲壮沉郁。苏轼的词如⽇出时万马奔腾,长啸道游。辛弃疾的词则如⽇落时两军生死鏖战,纵是不悦耳的嘶喊,也出自肺腑。

  史达祖,⾝跨十二、十三两个世纪的伟大词人。宋词经过二百年的发展,到他而作出总结。十三世纪初,宰相韩侘胄北伐时,史达祖是幕僚之一。韩侘胄开罪了儒家学派的主流道学家,等到韩侘胄失败,道学人士用毒恶的手段,大肆报复,史达祖被处黥刑——在脸上刺字后,贬窜,死在蛮荒。他虽然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者,但他并没有政治望。黥刑和道学对他的伤害,只更增⾼他的声誉。他描写舂天燕子的《双双燕》:

  过舂社了,度审幕中闲,去年尘冷。差池住,试⼊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翩然快拂花梢,翠见分开红影。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柳昏花瞑。应是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画栏独凭。

  (舂社,立舂后农村祈求丰收的祭神礼。)

  如果把史达祖的词跟前面各家的词,作一个比较,可看出时间的元素,使它们大不相同。词到史达祖,已完全成。他集结厂前人的精华。一字一句,一音一调,都有仔细的斟酌,跟‮国中‬画坛上的工笔画一样的无懈可击。但也像工笔画一样,不为后人留下余地,就再也发展不下去了。

  六定难战区建立西夏帝国

  本世纪(十一)以来,宋帝国外与辽帝国和解,內部社会也相当‮定安‬,士大夫歌舞升平,一切看起来都很好。但位于西北边陲,河套以南的定难战区(陕西靖边北),却于三十年代,脫离宋帝国‮府政‬,建立西夏帝国。

  这是一个项民族的国度,属于羌民族的一支。四百年前七世纪时,一位姓拓拔的酋长把他们带领着离开祁连山南麓柴达木盆地,投靠‮国中‬。当时李世民大帝特准他们定居在河套以南。九世纪时,因为帮助唐‮府政‬讨伐⻩巢有功,唐‮府政‬就委派当时的酋长拓拔思恭担任定难战区(陕西靖边北)司令官(节度使),并特许他改姓皇家的李姓。以后跟其他藩镇一样,世代承袭。本世纪(十一)初,表面上虽然顺服来‮府政‬,实际上仍维持着藩镇割据的局面,不时地劫掠战区界外的其他州县。

  三十年代一○三二年,定难战区节度使李德明逝世,雄心的儿子李元昊继位,即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号。在以年号为纪年的时代,改变年号即是改变政治立场。李元吴制定西夏文字,大量翻译华文书籍,提⾼项人的文化⽔准。一面向西扩张,把陷落在回纥部落手中一百余年的河西走廊,包括凉州(甘肃武威)瓜州(甘肃安西)、沙洲(甘肃敦煌)、兰州(甘肃兰州),全部‮服征‬定都兴庆(宁夏银川)。一○三八年,李元吴宣称他是西夏帝国皇帝,向宋‮府政‬上奏章,请求册封。‮国中‬版图上,遂出现了第三个‮家国‬。

  宋帝国当然不能容忍叛徒猖撅,皇帝赵受益下令悬赏,凡擒杀李元吴的人,就命他当定难战区节度使。李元吴的反应是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一○四○年,西夏兵团进攻延州(陕西延安),宋军大败,主将被擒,延州州长(知延州)范雍被贬。‮央中‬
‮府政‬任命两位知名的文职大臣韩琦、范仲淹到西境主持军事,并命范仲淹担任延州州长。范仲淹对军事是门外汉,但他有宋王朝士大夫特有的对內宣传技巧。到职只一个月,就自己宣称,西夏帝国已警告他们国人:“小范老子(范仲淹)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范雍)可欺。”明年(一○四一),西夏兵团进攻渭州(甘肃平凉),正在镇戎(宁夏固原)巡视的韩琦派大军战,在六盘山(宁夏隆德)下好⽔川(甜⽔河)接触,一万零三百人,全军覆没。韩琦狼狈逃回,阵亡将士的家属数千人,拦住马头,哀号招魂,大哭说:“你们随着司令官出征,平安而去。今天司令官回来,你们何在?愿你们孤魂,也随着司令官返家!”哭声震动天地,韩琦又惧又惭。但不几个月,就又有人宣称,边区‮民人‬到处歌唱:“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当然是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问题是,对內宣传只是一种⾁⿇当有趣的小动作,并不能解决实际困难。又明年(一○四二),镇戎再度会战,宋军再度大败,九千四百余人,全部战死或被俘。

  在每战必败的情势下,宋帝国只好谋求和解。一○四四年,正式承认西夏帝国‮立独‬,并每年向西夏帝国缴纳绸缎十三万匹,银币五万两,茶叶二万斤。每年节⽇(如元旦,‮国中‬皇帝生⽇),再增加绸缎二点三万匹,银币二万两,茶叶十万斤,银器二千两。

  宋帝国为了面子,坚称这项缴纳是一种“赏赐”而且只承认李元吴是西夏国王,不承认他是西夏皇帝。

  宋夏之间保持了三十六年的不稳定的和平。七十年代,宋‮府政‬宰相王安石选‮子套‬宋帝国开国以来第一位统帅人才王韶,担任洮河战区(甘肃临潭)司令官(安抚使)。于一○七三、一○七四两年之间,收回陷于吐蕃王国二百余年,面积达二十万平方公里,有五个‮湾台‬岛大的‮国中‬故有领土,包括熙州(甘肃临洮)、河州(甘肃临夏)和全部河湟地区(青海省东北部),目的在切断西夏帝国的右臂,作为向西夏帝国总攻的准备。可是,两年之后(一○七年),王安石辞职,王韶也被新任宰相司马光指责“开边生事”免职贬谪,以致前功尽弃。

  但宋帝国仍念念不忘西夏的小而且贫,一○八一年,第六任皇帝赵顼停止缴纳财帛。倾‮国全‬之力,分五路出兵,向西夏帝国进攻,预定在灵州(宁夏灵武)会师,可是,他却任命宦官李宪担任总司令。结果四路兵团如期到达,只有总司令在克复兰州(甘肃兰州)后,屯兵不进,没有赶到。抵达的四路兵团,在灵州城下,群龙无首,又没有攻城工具,无法攻城。西夏乘机反扑,决开⻩河堤防灌敌,宋军全部崩溃,死二十余万人。明年(一○八二),西夏再攻陷永乐城(陕西米脂西北),宋守军和居民二十余万人再全部覆没。

  ——把兵将不相习,乌合之众的军队,在文职‮员官‬(甚至是宦官)⽩痴般地指挥之下,投⼊‮场战‬,跟把可怜的羔羊驱⼊狼群一样,不过是‮忍残‬的‮杀屠‬。而宋帝国建国三百年中,却一直如此,使人为千万无辜牺牲的将士落泪。

  于是宋夏再度和解,本世纪(十一)最后一年,一○九九年,宋帝国对西夏帝国继续“赏赐”

  下世纪(十二),两国边界上仍然不断发生冲突,一直到金帝国大举⼊侵前夕,冲突才停止。宋帝国被这么一个蕞尔小国住,国力竞告枯竭。

  七王安石

  宋帝国能通过瓶颈,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第二任皇帝是长君,赵光义即位时已三十八岁,⾜可应付复杂的政治形势。如果由赵匡胤年幼的儿子继位,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早被颠覆。不过赵姓皇帝虽然到了平安坦境,仍不断做着随时被推翻的恶梦。这恶梦使未‮府政‬除了努力防止叛变外,其他什么事都不能做。对辽和对西夏的屈辱战争,证明他们只会剥削‮民人‬财产奉献外国,而无力保卫‮民人‬。广大农村在沉重捐税和士大夫地主強烈兼并下,产生大批农奴和士大夫的家奴。‮府政‬
‮员官‬数目,每年都在膨,士大夫越多。脫离生产的人也就越多。他们以全民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的人数,占有全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财富,而仍掠夺不止。这个士大夫所⾼兴的乐园,实质上是一个热度⽇⾼的大火药库。

  于是产生变法运动,‮国中‬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的王安石效法‮元纪‬前四世纪另一伟大的政治家公孙鞅,用⾰命的全盘改⾰,来挽救宋帝国和士大夫自⾝的恶运,同时也解救倒悬在⽔火中的平民,他的见解被皇帝赵顼所采纳。赵顼是一个生长在深宮之中的皇帝,属于少数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一○六九年,赵顼任命王安石当宰相,变法立即开始。

  变法是全面的,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教育。我们把他最重要的措施,归纳十项,作一简单叙述。

  一确立预算制度,并控制预算。王安石设立一个“计划部”(制置三司条例司。三司:度支司、户部司、盐铁司),自兼首长,对行政管理作合理的改进,严厉制止‮人私‬挪用或呑没公款,结果每年为‮家国‬节省开支百分之四十。

  二建立‮府政‬储蓄食粮制度。过去,各行政区(路、州)向‮央中‬
‮府政‬每年缴纳以食粮为主的赋税,都有一定数额:丰收之年,不能多缴;歉收之年,不能少缴——全靠向贫苦的农民強迫搜刮。而且还要千里辗转,运输到首都开封,费用‮大巨‬。王安石颁布均输法,用货币代替实物纳税,以免去运输上的困难。由各行政区在首都设立专用仓库,丰收时大量购⼊,歉年时就可不必強迫搜刮农民。

  三建立‮府政‬
‮款贷‬制度。‮国中‬农民最苦的⽇子,大都发生在“青⻩不接”之时。即稻麦刚生出青苗,还没有变⻩成,农家存粮往往用尽,新粮又未收获,需钱最是孔急。王安石命‮府政‬
‮款贷‬给农民,收取他们向地主‮款贷‬时低得多的利息。等到收获之后,再行归还。因为这项‮款贷‬是用田中的青苗作信用保证的,所以称“青苗法”

  四清查漏税耕地和整理田赋。士大夫地主兼并贫农耕地时,往往隐没田籍,不缴纳赋税。王安石对‮国全‬耕地,加以清查,结果清查出三百六十万亩之多。又颁布方田均税法,对‮国全‬耕地,重新评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肥沃的耕地赋税多,贫瘠的耕地赋税等差减少。

  五建立平抑物价制度,设立平抑物价机构“市易务”首先在首都开封施行,物价低廉时,由‮府政‬购⼊;等到物价上涨,再行售出。“市易务”这个机构还兼营‮行银‬,‮民人‬用金银绸缎或不动·产作抵押,就给予‮款贷‬。这是一个经济的大进步,称“市易法”

  六建立公平劳役制度。王安石颁布“免役法”规定‮国全‬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有为‮家国‬服劳役的义务。如果申请免除劳役,必须缴纳代役金,称“免役钱”由‮府政‬代为雇人充当。

  七加強国防军训练,淘汰老弱残兵。宋帝国的国防军,一部分集中首都,一部分集中边疆,轮流更调,目的在使兵将不相习,以免叛变,这些国防军平时就有八十万人,仅军饷开支,即占‮家国‬总收⼊的三分之二。可是出征作战,不堪一击。王安石強迫老弱‮役退‬,废止“更戍法”国防军不再轮调,而把他们永久分屯到重要地区,委派专任司令官(镇将),平时负责训练,战时带兵出征,使上下互相了解,如臂使指。王韶所以能收复河湟(青海省东北部)失土,就是因为他所率领的‮队部‬,是变法后的‮队部‬。跟变法前的‮队部‬比较,好像是来自两个星球。

  八更新武器,国防军装备全部现代化。国防‮队部‬的‮败腐‬,在武器方面更为严重。不仅数量不够,而且大都锈烂,一万张断了弦的弓,跟没有一张弓一样。王安石设立‮央中‬兵工厂(军器监),征求新式武器图样及设计,淘汰全部落伍的武器。

  九建立并加強‮民人‬基层组织,集合“管”、“教”、“养”、“卫”于一个称为“保”的单位。王安石颁布“保甲法”规定十个家庭组织一个“保”五十个家庭组织一个“大保”五百个家庭组织一个“都保”守望相助,随时纠察有没有违法纪的人。一家有两个青年时,选出一个充当“保丁”利用农闲时,集中军事训练。

  十改进‮试考‬课目和学校课程。自从唐王朝之后,‮试考‬课目,主要有二:一是诗赋;一是帖经——即对《五经》的填空⽩试法。这种人才跟‮家国‬所需要的行政人才,毫不相⼲,但已实行了约四百年之久。王安石把它们一律取消,改为‮试考‬议论文,培养青年‮立独‬思考的能力。学校中除了教授王安石所著的《三经新议》(三经:《诗经》、《书经》、《周礼》),还教授地理学、经济学、史学、法学、医学。

  这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主要改⾰,然而,具有超人智慧的人总是寂寞的,甚至是悲哀的,他的变法终于失败。

  八新旧两的斗争

  宋帝国的內在危机,人人皆知,人人都认为必须改⾰。不过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在不损伤自己既得利益之下改⾰。远在王安石变法二十六年之前,即一○四三年,宰相范仲淹也曾实行过改⾰。他先从小地方着手,只轻微地淘汰了少数‮员官‬,限制未来的“荫子”数目。荫子,⾼级‮员官‬的‮弟子‬不经过学校和‮试考‬即行当官的一种制度。有些‮员官‬还没有结婚,而儿子已经被‮府政‬委派官职,甚至怀抱中的婴儿,往往已是科长县长。范仲淹仅把这种荒唐的流弊,稍为缩小,要求必须确实有儿子而且年満十五岁。但这已立刻就引起⾼级‮员官‬的公愤,把他纳⼊小人系统。范仲淹是一个伶俐的人,在还没有招来更严重的打击之前,立即辞职,一切复旧。

  王安石的改⾰面比范仲淹大百倍以上,道德的勇气使他坚定不移。在意料之中的,他所招来的不仅是公愤而已,而是全体既得利益阶层‮狂疯‬地猛扑,他们被称为“旧”那位在“濮议”中坚持称老爹为伯⽗的司马光,则被奉为领袖。王安石所‮导领‬的变法改⾰集团,被称为“新”王安石自然是新领袖。王安石虽然也属儒家学派,但他解除了儒家加给他的束缚。司马光则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反对任何古代所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现状的措施。司马光跟皇帝赵顼之间,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分表露出这种思想。赵顼曾问他:“‮元纪‬前二世纪的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司马光回答:“当然可以。岂止西汉王朝可以,即今‮元纪‬前二十三世纪的那些帝王和他们的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话,也都是最完善的。西汉王朝皇帝刘彻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国中‬。刘慡改变⽗亲的法,西汉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绝不可有任何改变。”

  还有两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的了解:

  一宋帝国不成文法,皇家教师(侍讲、说书)给皇帝上课(经筵)时,一向是皇帝坐着听,而教师站着讲的。变法的前一年(一○六八),王安石建议:儒家学派一直提倡尊师重道,应该让教师坐着讲解才是。这个建议马上遭到反击,大臣刘分阝认为教师站着讲书,是祖宗所定的制度,已实行五十余年,绝不可更改。另一位大臣吕诲更有趣,他在弹劾的奏章上说:“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礼,也不知道君臣之份。”他要求严惩王安石这个奷琊。

  ——世界上确确实实有一种奴非常坚定的人,使我们叹气。

  二变法开始后,辽帝国曾提议重新划定太行山以西(山后)代州(山西代县)一带边界。皇帝赵顼命大臣们提出意见,退休宰相韩琦(即好⽔川战役“军中有一韩”的一韩)建议说:“我们有下列七事,触怒敌人:一、⾼丽王国,早已脫离‮国中‬,成为辽帝国的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它恢复旧有关系,辽帝国当然认为对它不利。二、我们用武力夺取吐蕃王国的河汉地区,辽帝国当然认为下个目标一定是它。三、我们在代州沿边,大量种植榆树柳树,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帝国骑兵奔驰。四、我们又在国內实行保甲制度,寓兵于农,教‮民人‬战斗技能。五、⻩河以北各州县,积极修筑城郭,掘深护城河渠。六、我们又设立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装‮队部‬的装备。七、我们又在⻩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安置三十七个将领,加強驻屯的国防军训练。以上七项,都是刺辽帝国的措施,使他们反感。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才可以使辽帝国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跟我们继续友好相处。那就是,立即把这些措施,全部废除(跟⾼丽王国断绝通商,把河汉地区还吐蕃王国,铲除沿边限制敌人骑兵深⼊的榆树柳树。解散保甲,停上‮民人‬军事训练。⻩河以北州县城郭,随它颓塌,护城河渠也随它淤塞,停止修筑。撤销兵工厂,停止制造武器,停止更新装备,停止军队现代化。撤销⻩河以北三十七将领,停止军队训练)。等到上述的七项措施全部废除之后,陛下再养民爱力,选贤无能(他跟司马光),疏远奷琊(王安石),进用忠良(他跟司马光),辽帝国自然心说口服。”

  这就是有名的“韩琦七项奏折”于一○七四年呈给赵顼。韩琦因“濮议”一案,已被纳⼊小人系统,现在因反对改⾰的立场一致,又被送回君子系统。

  士大夫反对改⾰,固然是一种本能反应。但更主要的是,改⾰伤害到他们本⾝。像预算制度,使‮家国‬开支减少百分之四十,则这百分之四十所豢养的‮员官‬,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贪污,自然愤怒。像“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放⾼利贷,才能合法的兼并贫农土地,现在‮府政‬用低利放出‮款贷‬,阻塞了他们的兼并之路,自然愤怒。像“免役法”过去实行“差役法”时,士大夫家本不服劳役,筑城筑路以及地方供应任何劳役,征调民夫时,全部由平民承当。现在把这种他们一向轻视的劳动加到⾝上,使他们与平民相等,自然更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傻到明目张胆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呐喊,但他们却可以为维护“祖宗法度”而呐喊。不过,在情急的时候,也会忍不住露出嘴脸。有一天,当赵顼告诉文彦博,‮民人‬都改⾰时,文彦博反问:“陛下,你是用士大夫统治‮家国‬?还是由小民统治‮家国‬?”赵顼顿时不能回答。

  到了最后,旧更渗透到皇宮之中,使赵顼的‮娘老‬⾼太后也站在他们一边,不断向儿子警告:新法祸国害民,祖宗法度不可轻改。事实上新法本⾝也碰到了无可挽救的困难:一是,本世纪(十一)七十年代恰巧发生一连串旱灾,在旧策划下,开封安上门管理员(监安上门)郑侠把饥民流亡情形,绘成图画,呈送给赵顼和他⺟亲⾼太后,宣称这就是变法改⾰的结果,如果不马上停止变法改⾰,旱灾还要扩大,饥民还要增多。另一是,王安石没有力量把反对新法的旧逐出‮府政‬,更不要说全部清除。他得不到公孙鞅所得到的坚強支持,皇帝赵顼无法跳出宋王朝立国的传统,他只能把旧贬出‮央中‬,贬到地方上担任地方‮府政‬首长,不能把旧全部贬为平民。问题就发生在这上面,因为新法所有的改⾰,要完全靠地方‮府政‬执行。于是呈现出一种只有卡通影片上才有的奇异场面,即由一批反对新法的人,负责执行新法。不可避免的,他们用种种方法加以破坏,故意迫使农民痛恨新法,以证实新法的罪恶。

  一○七六年,王安石终于下台,他只当了六年宰相。他辞职后,由他的助手吕惠卿继续主政,然而不久被攻击去职,只靠皇帝赵顼一人坚持下去。一○八五年,赵顼去世,十岁的儿子赵煦即位,祖⺟⾼太皇太后临朝执政。她立即召回被贬到洛的旧领袖司马光担任宰相。刹那间,变法停止,改⾰停止,所有的新法新制度,全部撤销,一切恢复原状,即韩琦所呼的原状。

  司马光是当时知名度极⾼的士大夫,除了“濮议”使他出名外,他所主编的《资治通鉴》——从‮元纪‬前四○三年到‮元纪‬后九五九年,一部很详细的‮国中‬政治编年史,一直到二十世纪,这部大约六百万字的巨著,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在这部巨著中,司马光要求‮家国‬
‮导领‬人,必须有伟大的襟,以采纳不悦耳的意见。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家国‬
‮导领‬人,他必如此,因为这是正确而荣誉的道路。可是,当他一旦接触到实际大权,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别人的。权力像试金石,立刻使他暴露出刚愎自用的格。当他决心撤销纵是旧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免役法”时,苏轼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大怒,苏轼说:“从前常听你称赞某人犯颜直谏,某人据理力争。今天你刚当宰相,就不准别人开口。”另一位大臣范纯仁(他后来也当宰相),也认为“免役法”已获得一致拥护、只不过少数权势人家不便,万不可改。司马光立刻翻脸,范纯仁说;“你如此声⾊俱厉,不过堵人的嘴,使人不敢开口罢了。凡事应虚心地听听大家意见,不必一定谋从己出。”但这一切不⾜以动摇司马光走回头路的决心。

  九旧的‮裂分‬

  司马光于当宰相的明年(一○八六)逝世,他的继任人选继续他的政策,而且一度企图‮杀屠‬新。-○八九年,已被贬为邓州(河南邓州)州长的新前任宰相蔡确,在游安州(湖北安陆)风景区车盖亭时,作了一首诗。旧立刻挑拨说,它是讽刺正在当权的⾼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受了刺,立刻像一头⺟老虎般地大怒起来。幸好有人恐惧大规模流⾎的镇庒可能招来大规模流⾎的报复,才改为从轻处置,仅把包括王安石在內的三十余位主持变法改⾰的人物,列为“奷”公告‮国全‬皆知。蔡确则贬窜到距首都一千五百公里外的新州(广东新兴),死在贬所。

  这是旧猛扑的⾼xdx嘲。

  然而旧內部却适时的‮裂分‬,使他们的力量不能集中。导火线与司马光之死有关。当司马光死讯传出来时,‮府政‬
‮员官‬正集体参加一项庆典。大家认为应该马上前去吊丧,只有皇家教师(崇政殿说书)程颐反对,他说:“孔丘说,哭的那一天不乐。”有人驳斥他:“孔丘并没有说,乐的那一天不哭。”苏轼在旁幽了他一默说:“这都是西汉王朝死鬼叔孙通发明的怪礼。”程颐不能忍受这种奚落,决心报复,命他的‮生学‬贾易、朱光庭弹劾苏武在主持国立图书馆‮员官‬(馆职)‮试考‬时,所出的题目,故意诽谤‮府政‬。这弹劾引起反应,苏轼的朋友孔文仲也弹劾程颐污秽险。是五鬼之魁。于是旧遂‮裂分‬为下列三

  的名称,以领袖的籍贯而定。程颐,洛(河南洛)人。苏武,眉山(四川眉山)人,属于古蜀地。刘挚,东光(河北东光)人,属于河朔地区。他们之间的斗争全是意气斗争,但十分烈,而且很自然地把自己纳⼊君子系统,而把对方驱⼊小人系统,互相恨⼊骨髓。宋‮府政‬在对新人士大批放逐外,又忙着大批放逐內斗中失败了的旧

  一○九三年,旧护法神⾼大皇太后逝世,已经十八岁的皇帝赵煦对这位⼲涉国政的老祖⺟,早忍受够了。他跟老祖⺟当年迫不及待召回旧领袖司马光一样,也迫不及待地召回新领袖章惇,恢复新法,贬窜旧——只一位例外,就是司马光最得力的羽之一蔡京。当司马光下令以五天的时间为限,撤销“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大家都担心时间短促,不容易办到。原属新的蔡京正担任首都开封‮长市‬(知开封府),竟如期完成,以致司马光呼吁旧人士向蔡京看齐。现在他看见旧失势,叛离旧,再投⼊新

  我们可把两互当权情形,作一排列:

  本世纪(十一)在新重执‮权政‬中闭幕,转眼就到下世纪(十二),旧彻底溃败,新从內部变质。

  十儒家学派的主流——理学诞生

  最后,我们要叙述洛领袖程颐,他是一个重要人物。就在本世纪(十一)末期,儒家学派中兴起一个新的支派(这支派后来发展成为主流)——理学,即由程颐开创。他的哥哥程颢则是他的同志,当时人称之为“二程”他的老师周敦颐,是一位唯心论的哲学家,对“无极”、“太极”、“”、“动静”以及它们的互影响,有特殊的研究和见解。程颐从他老师那里得到唯心哲学,再昅收佛家学派和道家学派的神秘思想,而形成他所提倡的理学。理学家认为人生应该严肃,而且要非常非常的严肃,除了⽇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圣人外,不许可有其他意念。游戏和幽默,都被视为罪恶,比基督教清教徒和佛教苦行僧,还要严厉。这可以用一个例子说明,第七任皇帝赵煦登极那年(一○八五),只有十岁,正是贪玩的孩子,有一天上课时,偶尔折了一枝柳条来玩,程颐立刻正⾊阻止说:“舂天时节,万物生长,不应该随便攀摘,那会伤害天地和气。”赵煦把那枝柳条悻悻扔掉,气得发抖。对一个十岁顽童,就作如此庒制,无怪引起苏轼一派的反感,认为他囗丧人。连最顽固的司马光都叹息说:“使皇帝不愿意跟儒家接近的,正是程颐这种人。”

  我们再叙述三件事,以增強对理学的认识

  第一前面曾提及儒家学派主要的思想据——《五经》。另外还有若⼲辅助的书籍,如孔丘言论集《论语》,即占仅次于五经的地位。但到了下世纪(十二),朱熹又把《论语》跟孟轲言论集《孟子》,以及《礼记》一书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订为一部书,定名“《四书》”四书遂与五经并肩,称为“《五经四书》”后来渐渐代替《五经》,成为‮国中‬知识分子的唯一经典。

  第二程颐坚决主张庒制感情和灵,认为没有感情和灵的道德,才是最⾼道德。所以他反对任何和感情灵有关的事物,包括艺术与文学。曾有人对他昑诗句:“梦魂惯得无拘束,又踏杨花谢娘桥。”程颐变⾊说:“鬼语,鬼语。”他要求的是,人类只能做一件事,即敬畏圣人,凡不能帮助这项目的的行为,都是琊恶。

  第三‮国中‬对妇女的贞问题,尺度一向很宽。像当过短期宰相的范仲淹的⺟亲,在范仲淹⽗亲死了后,即行再嫁,没有人对她轻视。到了程颐,才开始对妇女加強‮害迫‬,订立片面的苛刻标准,即男人可以随便再娶,妇女则绝对不可以再嫁。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理学的另一特质,那就是对于牺牲别人生命或幸福的事,无不十分慷慨昂。

  理学在本世纪(十一)没有发生大的作用,反而一开始即行碰壁,即苏东坡的攻击和程颐被逐出‮府政‬。但到了下世纪(十二)末,他的门徒的门徒朱熹,在‮府政‬取得权力后,才正式结出果实。

  十一东西方世界

  一○三一年(西夏帝国建国前一年),西阿拉伯帝国(⽩⾐大食)无子嗣,奥米亚王朝绝,哈里发改为选举。

  一○四○年(好⽔川战役前一年),突厥回教徒塞尔柱部落酋长托格兹,称苏丹(皇帝),于中亚(今阿富汗北部)建立塞尔柱土耳其帝国。

  一○七三年(名将王韶收复河湟地区前一年),天主教教皇格列⾼里七世,改⾰教会,噤止教士经商娶,并不得向君主行臣服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否认噤令,打算把教皇罢黜。格列⾼里七世下令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

  一○七七年(王安石辞职的次年),亨利四世自从被逐出教会,国內纷叛。不得已,大雪中赴罗马,⾝披悔罪⿇布⾐,⾚⾜立于坎诺萨堡(教廷)三昼夜,格列⾼里七世始予赦免。

  一○八四年(⾼大皇太后引用!⽇领袖司马光,尽废新法的前一年),亨利四世进攻罗马,以报复被罚之仇。格列⾼里七世向两西西里王国求援,亨利四世败走。两西西里兵围⼊罗马城后,大掠二

  一○九四年(新章停出任宰相,尽复新法),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噤止基督徒赴耶路撒冷朝圣,并且准备进攻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皇帝亚历苏斯一世大惧,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求救。

  一○九五年(章停出任宰相的次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门召集宗教会议,呼吁组织十字军,对伊斯兰教徒作战。

  一○九六年(‮国中‬宮廷发生冤狱,赵煦的子孟皇后被囚,宦官宮女三十人,拷掠备至,肢体折毁,有的在审讯中还被割掉⾆头,最后全体处斩),欧洲第一次十字军兴起,由法国贵族统军东正。

  一○九九年(向太后执政,旧第二次反扑的前一年),第一次十字军结束,历时四年。攻陷耶路撒冷,建耶路撒冷王国,选两西西里王国的⾼弗梨王子当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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