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样回答吗？
你这样回答吗？
──比裔美籍司礼义神⽗谈“丑陋的国中人”
张香华
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么？”耶稣说：“我若说得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得是，你为什么打我呢？”
──《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
和司神⽗相处，常给你惊奇的经验。
在馆子里，面无表情的女侍把菜单扔到我们面前，司神⽗悄悄问我：“你知道她为什么这种态度？”我还没找出适当的答案，他却幽默地说：“她不喜
我。”
街上，几个年轻女孩走近，司神⽗望着Ｔ恤上印着外文的一位叫我看，我说我不懂法文。司神⽗为我翻译，那几个字的意思是：“来
搞我！”他头摇叹气：“她一定不知道这个意思。”
司神⽗住在台北市万大路附近，那一带拜拜风气很盛，大街小巷处处是庙宇，和人私开设的神坛。司神⽗告诉我：“昨晚这里上演酬神戏，你知道他们演什么？”我答：“布袋戏。”心想这回一定答对了。谁知司神⽗的答案是：“他们表演脫⾐舞。”
──今年七十余岁的司神⽗，是比利时裔的国美人，前后十余年在国中內地以及湾台的生活体验，使他对国中十分
悉，加上他是央中研究院研究殷墟文字的学者，他对国中语言、文字、民俗的研究，已有五十年之久。从一九三○年起，司神⽗开始习中文，曾经是赵元任、陈世骧两位语言学家的生学；一九五五年得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腊文、拉丁文，谙中文、西蔵文、蒙古文、梵文、⽇文。一九三七年，他到国中內地北方，一面传教，一面做国中民俗研究、歌谣收集工作，并用英、法、德文等多种语言，发表过学术论著三十余种。
我告诉神⽗，我很吃惊，因为他老是提醒我这个国中人，⾝边许多习而不察，或察而不觉的现象。我心想，为什么不请他就“丑陋的国中人”这个主题，说说他的看法。以他对国中人的了解之深，对国中人的感情之浓，加上他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精神，他丰富的学识和修养，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跨国
和跨民族的启示。
司神⽗说：“你不在乎我的话令你惊奇？”
我说：“我正在期待你给我最大的惊奇。”
司神⽗本名PaulL-M。Serruys，司礼义，是他的国中名字，从这个名字，看出他受国中文化的影响。可是，司神⽗答复我的礼义之问，却说：“礼，是很好的东西，是人类行为的规范。但，国中人只讲礼，不讲理。于是礼的好处就变了质。因为礼应该接受理──正确的原因（therightreason）的指导。”
“义难道不是正确的原因？”我说：“我们国中人一向有‘礼义之邦’之称。”
“礼义之邦？”司神⽗沉昑一会“我没听说过。‘义’字的英译，应该是Right或者还有一个意义相近的字Justice。可是我认为国中人最缺乏的，就是社会是非观念（SocialJustice）。国中人讲的义，是用来要求别人而设的，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说，国中人的‘义’是双重标准。”
我问：“从什么事情，使你对国中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
通现象就是一张国中社会的图画，”司神⽗说“国中人对作为一个国民，应该尽什么义务，完全没有观念。通规则在国中，只是订来要求别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责，立刻觉得没面子。又譬如说，我今天这样批评国中人，大多数国中人的反应，恐怕是生我的气。平时，常常有人说我太骄傲，或者来劝我，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标准谈论国中人。其实，我很不愿意伤国中人的感情。”
“不见得人人都会生你的气，我就不会，”我说“我也不怕感情受伤，我就是盼望听听你伤国中人的心，伤得有没有道理。”
司神⽗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一项学术会议讨论过程中，司神⽗提出与某位国中学者不同的意见，对方从头到尾都不理不睬。甚至从一开始，这位学者听到司神⽗有不同的意见，就非常不⾼兴，立刻面露愠⾊，拒绝和他讨论。第二天，司神⽗亲自到这位学者的办公室，准备再试试和他沟通。谁知道学者明明在办公室，却教秘书姐小说：“不在。”司神⽗只好知难而退。
“所以，”司神⽗说“我觉得和国中人讲理，比登天都难。有时候，你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用逃避问题的态度来对待你，使你无计可施。其实，
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讲理，因为讲理会使他失去面子。你想，连学术界都只讲面子，不讲理，造成权威和垄断，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民人讲理？”司神⽗接着说：“当然，有时候，我和国中学者在一起讨论问题，我提出不同的意见，也有学者会说：‘我不同意你，不过，我现在说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来和你讨论。’然而，能用这种态度来讨论问题的，实在没有几个。”
我问：“你是不是认为国中人讲礼，妨碍了讲理？”
“其实，讲礼和讲理，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司神⽗強调“但必须经过学习，同时要有起码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称，才能够讲理。至于‘礼义之邦’大概是国中人后来附会的说法，应该称‘礼乐之邦’才对，因为国中历史上说周公制礼作乐。”
司神⽗对国中古籍了解之深，令我惊讶。
“元纪前五世纪苏格拉底时代，希腊人自称是‘理乐之邦’，”司神⽗用笔写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于“礼”字“他们非常重视音乐，认为音乐是理的完美表现，理如果脫离音乐，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腊人的人生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kaloskagathos，前面一个字kalos，是‘美’，后面一个字agathos，是‘善’，中间一个k是kai的简写，是‘和’的意思。希腊人认为，人生最⾼的境界就是达到kaloskagathos，美与善合一。善，存在于理中，美，表现在音乐里，所以，希腊人自称‘理乐之邦’，和国中人自称‘礼义之邦’，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
我静静地听着。
“不过，”司神⽗说“国中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受到庒抑，不能伸张。且音乐的艺术功能，在整个国中文化发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视，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也发展得很迟。直到十三世元纪朝，蒙古的统治者，还不懂向国中民间艺术伸出政治⾼庒的巨掌，国中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
国中人的礼，就是面子，司神⽗的话像一记舂雷。
“另外和音乐相关的诗歌，国中也和希腊诗歌，大不相同，”司神⽗说“国中人没有史诗（epic），没有像荷马那样壮阔的史诗。国中人的诗，常常只写一己、一时、一地的感受。诗意（image）虽美，但只注重个人，不着重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描写。即使写，也只是用来烘托个人的感受，更不要说对整个民族观照的史诗。还有一点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汉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诗。”
“这个原因是什么？”我问。
“我还不是很清楚地知道，只是发现这个现象。也许你可以告诉我，国中人为什么轻视这些？”
听到司神⽗的问题，然而，我的思维却仍环绕在他前面讲的“国中人的礼，就是面子”那句话上久久不去。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一起用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装潢十分⾼雅考究，取个洋名叫Royal，中译作“老爷”的餐厅，三楼的明宮厅供应国中菜。我们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会儿，终于等到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司神⽗和我坐定后，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摊酱油污渍的⽩桌布上，加铺一小块橘红方巾，立刻摆上我们的碗筷。她的动作，娴而自然。司神⽗等女侍走开后，指着露出酱油污渍的⽩桌布，说：
“你看，这就是面子！加上一块小红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么，肮不肮脏，就不需要计较了。”
平时，常听到有人说：
“这是太不给面子了…”
“不给面子，就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嘛！”
“赏脸的话，请…”
“这样做，真是够有面子…”
这类话，在我们⽇常生活中，岂不比比皆是！在这一张张“面子”之下，我们国中人是不是忽略了“里子”？我们的生活中，类似“老爷餐厅”⾼贵的金碧辉煌之下，掩盖着多少酱油污渍，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游到这里，才想起我无法回答司神⽗的问话，于是我问：
“你是语言学家，从语言上，国中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么不同？”
“国中人的语言，和其他家国的语言，并没有不同，”司神⽗简洁地说“国中人常常喜自负地说，国中语言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态度和世界上许多家国的人的态度一样，其实，这是肤浅、幼稚的说法。”
“国中语言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我说“名词没有单数、多数之分，不是和西方语言不同吗？”
“那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并不是语言系统、思考逻辑上的不同。例如：国中人用‘过’、‘了’表示时态，用‘两个’、‘三个’表示数量，并不是说国中人没有时态或数量观念。国中人可以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得非常精确。问题关键在，国中人想不想表达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达清楚，他就可以表达得很模糊。”
“请进一步说明，好吗？”我请求。
“国中语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词，英文却绝对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讲不清楚，也可以用语言使别人误会，”司神⽗说“国中人在语言上，并不特殊，我认为真正特殊的是国中的文学，那里面有国中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现在研究自己文学的国中人，偏偏拿国中的文学来和西方文学并论，用西方人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做‘比较文学’，用这个方法研究国中文学，是行不通的。”
“你的意思是说，语言只是传达观念的工具，观念差异，言语就有差异，是吗？”我问。
司神⽗同意地点点头。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国中人生活形态最大？”我接着问。
司神⽗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
“我认为造成国中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国中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国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国中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国中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国中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级知识分子的导领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我承认这是国中士大夫阶层的特征。
“⾝居导领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上，和大众生活脫节，知识的断层，使国中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地妨碍国中社会的进步。”
司神⽗提起一位已故的国中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他说：“其实，以上这个见解，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
李济先生当年在河南安
，亲自参与挖掘古物出土，结果被人误当做⼲活的耝人的经验，使他说了上面一段话。而司神⽗在山西大同一带，做民俗、歌谣、语言的研究工作时，由一位乞丐带着他深⼊民间，到处寻访。他曾经用一个制钱换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围绕在他四周的国中孩子，换俚语。而当地的人，对他这种行径，视作怪诞，甚至把他当做一个疯子。所以，司神⽗觉得国中人的学问，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架空。
“另外，阻碍国中变成一个现代化家国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主民的观念，”司神⽗继续他的话“国中的法律，从很早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民人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民人知道，触犯了刑案，得受什么处罚。这二者相辅相成，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所以，民人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
反观国中，在西化之前，民人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念，甚至连一己的命，都认为是君王所赐，更遑论其他。传统国中社会中，权势假道德之名行使统治，导领阶层称为民之⽗⺟，民人只知道服从权威，完全没有现代法治的观念，这是基本上很大的错误。
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下，国中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规则。所以，对法律只有产生畏惧、逃避，甚至枉法、违法，基本上是因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缘故。”
司神⽗下了一句断语：“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孔子那个时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论，完全没有立⾜余地。”停了一会，司神⽗看我保持沉默，他继续说：“一个家国在上述那种单轨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两代就能改变，因为民人一下子还不能去掉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民人，这实在是历史文化累积的结果。譬如，今天的国中人仍然对主民毫无概念。”
“我们已有选举和立法机构。”我说。
“主民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民人必须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国民。受了苦要知道怎么样去奋斗、争取，不是只坐着等府政来改善。我最常听到国中
民人对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没有办法！’对空气污染如此，对通紊也如此，一切都‘没有办法’！”
司神⽗感慨地说：“归究底是，国中
民人并不真的想改善！”
“请你再说说，”我说“国中人受了那么多苦难，专制、败腐、战争、贫穷、外侮、內，层出不穷，是不是这些阻碍了国中的进步？而且，世界上别的家国受难之后，很快能复兴，为什么国中不能？”
司神⽗思如泉涌，情感澎湃，表现出他对国中观察之深，对国中人寄望之殷。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口气提出了下面几个看法。
他认为国中复兴得慢，起码有几个原因———
第一，国中人只有家的观念，没有国的观念，国中人的美德、忠诚、爱心、保护力，都以家为目标，一切努力，到此为止。
司神⽗说：“国中人的心目中，家国是一部收税的机器，也是一部剥削民人的机器。因为，在上位的人不管民人是怎么过活，他本⾝是这部机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民人，是这部机器的被剥削者，他没有办法抗拒剥削，变成一种恶循环（ViciousCircle）。”
“你会不会太悲观了一点？”我问：“你不觉得我们在进步？”
“也许是有点悲观，但大致上说来，我觉得国中进步得太慢。至少，国中人对家国的观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变，”司神⽗心情沉重，说“国中有些在上层导领的人物，本⾝是个好人，可是，他们就是不懂别人是怎么活的。这种上下层人物不能沟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从贫穷出⾝，但，一旦当权之后，不但不再设⾝处地，站在原来自己那个阶层发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反而认为穷人是懒惰、活该。”
司神⽗引用自⾝一个例证，说明国中人很怕面对自己的弱点。他从书架上拿出一叠资料，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诗人杨君的诗，拿给我看。“我知道他，杨君是他写诗的笔名，他姓王，曾经在台大…”我的话未完。
“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写给我的诗：《献给一位比利时汉学家》。因为，他当时需要一份教职，要我介绍他到华盛顿大学任教，本来他对我很尊敬，也很感
。但，有一回，他在课堂上讲授诗歌，他的生学对他的讲法有疑问，转来请教我，而我的讲法和他有所抵触，从此，他就不再理我了。这次在我来湾台之前，曾写信给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诗人杨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么，使我觉得他以前的献诗是一种伪造的作品。”司神⽗一面说，一面挲摩着杨君写给他的诗，我接过来，看到诗句中说———
你看到每棵树都在长大繁荣枯萎
而且互相支持着护卫着
我感觉得到，这位曾经受过司神⽗推荐的国中诗人杨君，已经在司神⽗的心中枯萎了。
司神⽗忽然振作地说：
“我们再来谈家国问题吧。”
“第二，国中文明发展到清初，达到了极点，自以为四海之內，惟我独尊，闭锁的心态使国中对外来的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去接受，老大与僵固，封锁了国中人向外学习的能力。
第三，国中人被船坚炮利的事实说服，发现必须向西方昅收科技时，国中在內政上矛盾与冲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学习科技的主张上，也缺乏一套统一的政策。和⽇本相比较，⽇本可就有计划得多。他们一旦认定这是生存之道，马上选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
“我亲眼看到那时被派到比利时的国中留生学，”司神⽗说“有些资质不好，通不过试考，被学校淘汰，却从此居留下来，国中 府政没有想办法更换。⽇本则不然，⽇本在选派人才时，十分严格甄选，一旦在外成绩不佳，马上另派人来替换，而且，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建设。国中的留学教育，就缺乏这样一套有效的办法。”
“第四，国中民族不如以⾊列強悍，国中人一切听天由命惯了，以⾊列人则还击力（fightback）很強，遇到苦难，他们会挣扎，要对方付出代价。国中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话，一笔勾销。
第五，国中人不知道法治为何物，德国人则向来惟法是从，对纪律之重视，举世无匹。所以，希特勒只是因缘际会，在优秀的⽇耳曼人⾝上，建立自己的功勋，并不是他本⾝有多大能耐，而是民人训练有素。正因此，二次战败后的德国，很快就找到自己复兴的轨道。国中人的‘没有办法’，与德国人的‘守法’，正好相反。
从以上五点来看，国中人之所以复兴得慢，实在是有以致之。”
司神⽗结束了纵横的议论，久久无语。
“你知道吗？”在沉默了一阵之后，司神⽗说“我是一九三七年到国中来的。在我来国中之前，很早就对国中好感与好奇。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读到利玛窦到国中的故事，种下了我⽇后到国中的种子。另外有件事，使我对国中人困惑不解，更促成了我亲自到国中来的动机。”
司神⽗曾经读到一篇报道《赛珍珠（PearlSydenstrickerBuck）在纽约》，应国中留生学邀宴的文章。赛珍珠在筵席间当场宣布，她准备把国中古典小说《⽔浒传》，翻译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绍国中文学时，在纽约的国中留生学顿时提出异议，这些留生学认为把国中下层社会的黑暗面，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吃人⾁等残酷的暴行，介绍到外国去，无疑是一件丢国中人脸的事，他们希望赛珍珠翻译一本描写国中人纯洁无琊的书。司神⽗对这些留生学的意见，感到异常震惊，他说：
“他们是⾼级知识分子，却持这样的看法，认为《⽔浒传》是国中人的聇辱，难道不知道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情
，都有人的黑暗面？有谁会因莎士比亚写琊恶的人物、
的女子，就会轻视英国的文化？因此，这些国中留生学给我的印象是，他们自欺得厉害。这种‘自欺’（Self-delusion），实在是国中人的好面子，喜蒙骗一切真相的本原因。”
“国中人有没有优点？”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位外国人对国中人的评价。
“当然有，”司神⽗首先举出了“忠心”（loyalty）“和国中人相处，开始时他们很多疑，但一处久了之后，他们对人非常忠心。”
“什么叫‘忠心’？”我问。
“譬如，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帮助你，为你服务，保护你。国中人当他们一旦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时———虽然，那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愿意无条件为你做许多事，且不求回报。
其次，国中人很富于外能力。国中人天生就富口才，个个是外家。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都有很強的说服力，他都有令人难以拒绝的本领，使你为了说一个‘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
“那算是优点吗？”我问。
“起码，那是一种格的特质（Quality），”司神⽗说“国中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是大巨无比的。”看过国中农村贫苦生活的面目，体验过国中人近代纷迭起的变迁，司神⽗说“我没有看过比国中更能吃苦的民族。”
“另外一点，”司神⽗继续说“国中人对知识学问充満了崇仰，学习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说，国中人喜上学，却不喜读书，”我提出质疑“你以为如何？”
“国中人的确喜上学，对学习甚至崇敬般感动，但，他们的动机我还不清楚。”
在语言学和甲骨文中钻研数十年，跻⾝于国中学术界最⾼阶层──央中研究院的司神⽗说“在国中，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和中下阶层的国中人相处，偶然才和上流社会的国中人打道。我发现上流人士中，有许多正派、⾼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项不变的事实是，这些上流人士对国中传统社会体制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目前仍持续保持。虽然，他们有时慈悲为怀，但，⾝为⾼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这种不公应负责任，应采取变⾰，竟毫无概念。从头到尾，他们一贯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变。”
我想起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正是这样一个典型。
“保持既有，不求改变，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见我坠⼊沉思，继续⾼昂地说“中下阶层的小市民当然在整个家国现代化的建设中，并不是完全清⽩无辜，但，他们那种对苦难的承担，和无休无止做苦力的精神，与生俱来的谦卑和殷勤，实在是令我心折，尽管他们语言耝鲁，但，在我的面前，他们从不失敏感和纤细。”
从客观立场来评估国中传统文化的司神⽗，在他发表了那么丰富的言论之后，我想听听他再谈谈儒家。
“你对儒家是全盘否定？”我问。
“应该这么说，”司神⽗又补充说“对儒家负面影响的看法，我曾经遭受过很強烈的反对。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但，总括来说，后来的儒家学派，对国中社会是一点助益也没有。虽然，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对暴政有⾰命权利’的思想，偶然也曾灵光一闪，但，却后继无人，即使有，也不曾发生过影响力！”
“我提出了国中人那么多的缺点，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会因此愤怒不已，”司神⽗重提他的忧虑，他认为一个外国人要批评国中人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忠言毕竟逆耳“不过，我这些‘丑话’，一点也没有‘丑化’国中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东西时，我会开玩笑地向旁边的人说：‘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来帮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觉得我的话惊世骇俗，把我当做一个行为不检的神⽗来看待，你说糟不糟！”
“我听得懂你的话，”我告诉司神⽗，我说“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为，我也常常找不到东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