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
一九零五年冬季的一天，⽇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的一间教室內。一个清瘦矮小的国中
生学，与他的⽇本同学一起上微生物课。提前下课后，教师用剩下的时间放映⽇俄战争的幻灯片。那时，⽇本赢得了第一场针对⽩人战争，打败了有“北极熊”之称的強大的俄罗斯帝国，举国为之
庆。
在⽇本军队胜利进军的画片中，出现了一群⾐衫褴褛的国中人。其中有一个国中人，据解说称是俄国的探侦，被绑在中间，准备砍头示众，周围有许多体格健壮而神情⿇木的国中人在兴⾼采烈地围观同胞悲惨的死亡。
在观看幻灯片的时候，⽇本生学不时发出哄堂大笑，也有人大声议论说：“只要看国中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国中是必然灭亡…”
这名唯一的国中 生学沉默着，那些画面和那些议论像针一样刺穿了他的心。
这一天晚上，在异国的天空下，在彻骨的寒冷中，青年周树人彻夜未眠。
“幻灯片事件”完成了从“周树人”到“鲁迅”的转变，因而成为国中新文化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在二十世纪之初的留学⽇本热嘲中，周树人是诸多內向而自卑的国中留生学中毫不起眼的一位。他选择学医，部分原因是顺应时势——他们那代人认为医学将很有用，部分原因是他还记得⽗亲被庸医延误而痛苦地死去。然而，幻灯片中那些⿇木的看客让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后来，鲁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那一代人当中，许多人都有果类似的经历。他们是到了⽇本之后才找到了值得为之献⾝的事业。当⽇本的明治维新取得成功之后，成千上万的国中热⾎青年和有识之士都远赴⽇本留学和考察，他们把⽇本当作向西方学习的桥梁，到⽇本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政治领袖，还是梁启超、鲁迅这样的启蒙先驱；无论是秋瑾、陈独秀这样的⾰命弄嘲儿，还是蔡锷、阎锡山这样的军事将领，这些留学⽇本的国中人都真诚地把蓬
发展的⽇本当作国中的榜样，梦想明天的国中就像今天的⽇本这样繁荣和富強，梦想明天的国中人就像今天的⽇本人这样勤劳、敬业、勇敢而团结。他们意识到，只有向⽇本学习“老大帝国”才能迅速脫胎换骨成为“少年国中”
国中 生学嘲⽔般涌向⽇本，是一八九八年之后中⽇关系史上最为戏剧化的发展。
国美汉学家詹森认为，国中 生学到⽇本的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作者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嘲。到那时候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最大规模的海外生学群众运动。”无论这些青年是否完成他们在⽇本的专业课程，他们回到国中之后大都积极地参与了对国中现当代历史的改写。
孙中山曾经十分形象地讲过，对辛亥⾰命作过重大贡献的有三部分人，一是华侨，二是留⽇生学，三是会
。由于留生学人数的急剧扩大，流亡的维新派和⾰命都不约而同地把⽇本作为他们争取海外支持的大本营。梁启超在东京主持《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章太炎也在东京编辑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这些报刊通过种种途径流⼊国中，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从历史上说，近代国中人留学⽇本的热嘲是公元六零七年模式的颠倒。公元六零七年，第一批⽇本使团来国中朝拜和学习。过去一千三百多年来，通过包括留学在內的各种途径，教育、文化和技术都是从国中流向⽇本的。而现在反过来了，成了国中人到⽇本去。
中⽇两国的
往源远流长。《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后汉书·东夷传》中也记载：“安帝永初元年（即公元一零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即奴隶）百六十人愿请见。”一七八七年，⽇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志贺岛发现了铸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一方，证明了国中文献的实真
。
在《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中，已经有了对⽇本的比较详细的记载，此记载比⽇本第一部正史《⽇本书纪》早了四百年左右。以后在国中的官修正史中，大都列有⽇本传。
从隋唐时开代始，⽇本皇室为汲取唐王朝的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多次派遣使团到国中来访问。从公元六三零年到八九四年，从⽇本到达长安的遣唐使团就达十三次。初期的使团有两百五十人，后期则有五百人，最多时候多达六百多人。在遣唐使中出现了许多为中⽇两国文化流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阿倍仲⿇吕长期在唐朝宮廷中任职，最⾼担任过正三品的镇南节度使。他是李⽩和王维的好朋友，互相之间经常诗歌唱和。吉备真备将《唐礼》带回⽇本，⽇本宮廷的礼仪均仿此制定；空海将佛学真谛带回⽇本，开创了⽇本的山岳佛教。
以奈良、平安时代的律令制为代表，⽇本的许多制度文化都是仿效国中而来的。从大化⾰新到德川时代，国中文化对⽇本文化、政治、社会体制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
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多数⽇本人的行为规范。从⽇本最早的学校寺子屋到幕府末期的藩校，所用的教材几乎全是国中的古典著作。《论语》、唐诗对上层⽇本人而言，已然成了⽇本自己的古典文化。
在江户时代，朱子学说成为当时的正统思想，被视作“国学”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国中思想也影响到一般民众，国中的古典世界同时也成为⽇本人的知识宝库。朱子学说不仅
仅被视作国中哲学，而是被看成一种世界观。
⽇本历史学家安藤彦太郞在《国中语与近代⽇本》一书中指出：“明治以来，⽇本一方面看不起现实的国中，另一方面对古典世界中的国中甚为尊重。这种裂分的国中观起因于⽇本自古以来深受国中文化的影响。”
近代以前的中⽇关系是国中文化圈內朝贡体系的典范，尽管出现过倭寇
扰国中东南沿海的揷曲，但⽇本一直把国中当作最好的老师。近代以来，中⽇之间“老师”与“生学”的地位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国中对这一逆转反应迟钝。
近代第一个自觉地把明治维新之后的⽇本当作老师来看待的知识分子是⻩遵宪。一八七七年，⻩遵宪以参赞⾝份随同清国首任驻⽇公使何如璋赴⽇本。他在公务之余搜集⽇本历史资料，特别是关于“明治维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资料，用九年时间，呕心沥⾎地完成了《⽇本杂事诗》和《⽇本国志》。
⻩遵宪在《书成志感》一诗中说：“千秋鉴借吾
镜”显然他希望満清王朝能把⽇本明治维新当作借鉴，推进政治改⾰，挽救家国危急。《⽇本国志》是一本近代研究⽇本的集大成的著作，又是提倡仿效⽇本变法维新的重要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此后的戊戌变法。
一八八八年秋，⻩遵宪带着《⽇本国志》稿本北上⼊京。当时，总理衙门章京袁昶看了之后，认为此书“翔实有体”赞赏不已。然而，⻩遵宪很快被任命为驻英参赞，后来又转任新加坡，没有机会留在国內从事他的政治改⾰计划。
令人遗憾的是，国中人真正认识到明治维新的意义和价值，却是在甲午战争惨败之后。
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召⻩遵宪回国协助改⾰，⻩遵宪在南京将已经刊印的《⽇本国志》出示，张之洞读了之后感叹说：“此书早布，省岁币二万万。”
对于満清王朝来说，甲午战争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战争。战前，迂腐的士大夫们
本不把小小倭寇放在眼里。然而，惊心动魄的消息陆续传来：在⻩海、朝鲜和満洲，中军国队在海陆两路都遭受了可怕的失败。这场战争注定了要以一种极不体面的方式结束。
在战局无法挽回的情况下，満清重臣李鸿章带领儿子李经方及随从上百人，赴⽇本马关与⽇方谈判。这位权倾一时的洋务运动领袖、国中近代海军的缔造者，此时陷⼊了他人生的最低⾕。幽静的⽇本海滨小城下关，留下了一条小小的“李鸿章道”
“眼前曾是伤心地，一到维舟万感集。逾百年来多少事，舂帆楼下晚涛急。”梁启超的《马关夜泊》一诗，写出了舂帆楼谈判在两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意义。
甲午一战，国中陷⼊崩溃之边缘，而⽇本一跃为亚洲第一強国。《马关条约》之割让国土，使得湾台沦丧长达半个世纪；赔偿巨款，使得清廷财政濒于破产。相反，⽇本得到湾台，使之成为略侵 国中 陆大的跳板；获得巨额赔款，乃兴办教育、振兴军备，犹如再次注⼊一针奋兴剂。两国的近代历史由此改写。
参与谈判的⽇本首相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是老朋友。在正式谈判开始前，伊藤询问道：“早在十年之前，我在天津访问的时候，就与阁下谈到了改⾰的事宜，为什么直到现在贵国还是没有一点改变呢？”
李鸿章回答说：“当时我听到阁下的观点就深表佩服，并且对阁下在⽇本推行的改⾰深表羡慕。然而，我们家国的传统包袱太重，很难推行改⾰。十年过去了，一切依然如故。我对自己的心有余而力不⾜感到惭愧。贵国的士兵和军官，按照西方的方法训练，战斗力很強；贵国的政治，也呈现⽇新月异的面貌。我这次在京北与国內的知识分子讨论，更深知我们只有改⾰才能生存下去。”
甲午战争的悲惨结局、洋务运动的破产、以及由无能的统治者带给家国的聇辱，使得国中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苦难的原因和摆脫苦难的方法。从一八九六年到一八九八年间，国中开始把⽇本作为样本，从地方上启动了进展缓慢的政治、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改⾰。
学者、员官和绅士开始在各省各大城市提出修改儒学为基础的教育课程；各地精英学子组织的学社，在此期间如雨后舂笋般出现，横跨省界，为数七十五个；新办的报纸国全约六十份，尤其以湖南为有声有⾊。始于一八九五年的各省自強运动，在前驻⽇参赞、诗人⻩遵宪和青年学者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进⼊了本的阶段，鲜明地凸现出要求以⽇本明治维新的內容作为国中改⾰的样本。
这场改⾰很快由地方向央中推进。维新派知识分子选中了刚刚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作为他们心目中的“明治天皇”
通过对⽇本明治维新的研究，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写下了《⽇本变政考》。康有为分析说：西方经过五百年才实现的近代化，⽇本仅仅通过二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速度之快全球从来没有过。明治维新成功以后，⽇本向北方拓展开发虾夷，向南方派兵灭亡琉球，向东方出师威胁朝鲜，向西方遣将夺取湾台。⽇本已经成为一个能够与欧洲的德国和法国相抗衡的世界级的強国。国中要想免于灭亡，必须走⽇本明治维新的道路。
一八九八年五、六月间，康有为将此书呈送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认真阅读此书，毅然决定变法图存。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诏》，由此开始了百⽇戊戌维新运动。
然而，国中没有自己的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国中只有一个格软弱的、权力有限的光绪皇帝。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国中的保守力量比任何一个家国都要強大。一艘大船要想
在一个小河湾里调头，一定比一艘小船困难得多。
一八九八年九月，⽇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以非官方⾝份来国中考察改⾰情况。许多维新派人士希望利用他的影响力推进国中的变法。英国传教士、京师大学堂西文总教习李提摩太甚至奏请光绪皇帝，建议任命伊藤博文为国中首相。
九月二十⽇，光绪皇帝接见伊藤博文。这次接见加剧了“帝”与“后”的矛盾，也速加了戊戌变法的流产。就在伊藤博文觐见皇帝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噤光绪，收回权力，并大肆追捕和杀戮维新人士。
国中还是没有觉醒过来，这头狮子只是伸伸懒
又沉睡了。曾经多年执掌国中海关大权德英国人赫德在⽇记中写道：“翁同龢问我是否还有时间去做我曾经建议加強国中国力的措施，如改⾰、陆军、海军、财政、吏治等。我告诉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将来能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如果他们决心明天开始就正经着手改⾰，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若是本无意推动改⾰，今天的损失就毫无意义，只是向狼群投掷一片片的⾁，使它们暂时不追上来，直到把马累死为止。”
两年以后，国中又遭受了一次更加沉重的打击。这一次参与打击国中的依然有⽇本在內。在由义和团运动所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最冷⾎和最残暴的军队是⽇本军队。
当八国联军占领被満清朝廷遗弃的京北城之后，李鸿章再次被历史选中，成为又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辛丑和约》——的签字者之一。
这一次，李鸿章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条约签署之后仅两个月，他便在京北贤良寺咳⾎而死。李鸿章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事业，拍着
脯叹息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什么时候能实实在在地放手理办？不过勉強涂饰，虚有其表，敷衍一时。就像一间破屋子，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了一间⼲净的房间。即便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修补，也还可以支吾对付。如果要彻底推翻、重新修建，又没有预备必须的建筑材料，也不知道采取什么改造方式。但这样的结局，又怎么能让裱糊匠一人来负责呢？”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评论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作为晚清洋务派最杰出人物的李鸿章尚且如此，难怪梁启超要感叹说：“念国中之前途，不噤⽑发竖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戊戌变法的失败，并没有打碎国中知识分子对⽇本明治维新的热情，⽇本依然是光芒四
的榜样。
晚清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之《游学·第二》中论述说，⽇本不过是一个小国罢了，它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強大起来？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等人，都二十年前出洋留学的生学。他们为自己的家国被西洋威胁而感到愤怒，便率领一百多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分别到德国、法国、英国去学习。有的学政治工商，有的学海军陆军，学成归国之后，都成为家国地栋梁。于是，⽇本的政治起了大巨的变化，⽇本开始雄视东方。
⽇本是一个现成的老师，⽇本也是国中人了解西方文化的桥梁。到⽇本去留学，确实如张之洞所说，可以事半功倍。一九零零年到一九一二年间，⽇本是年轻而有抱负的国中人出国寻求现代教育时首选的目的地。在⽇本学习比较容易，费用不⾼，而且生活也要比欧洲和北美舒服。⽇本专门开设了为国中留生学进行短期培训学校，其中最受
的是兴文书院和同文书院。
⽇本人以对十九世纪知识资源的充分了解，以作为亚洲代表的特殊形象所具有的強烈而不无
情的意识，进⼊了二十世纪。
世纪转换之后，⽇本人为国中及其他亚洲生学提供了比书本知识更多的东西。⽇本也是一所生活方式的大学校，在⽇本，国中人能学到现代世界文明公民应有的社会习惯。正如梁启超所说：“从內地来者，至港香 海上，眼界一变；內地陋矣，不⾜道矣。至⽇本，眼界又一变；港香 海上陋矣，不⾜道矣。”
国中留生学在横滨、神户或长崎一登岸，就急急忙忙剪掉标志着政治和文化耝俗野蛮的辫子。对于国中留生学来说，他们对自己模棱两可的处境很敏感。一方面，⽇本从与西方列強相比的不平等地位摆脫出来的惊人成功，是国中人要效仿的榜样。另一方面，国中留生学到达东京时，⽇本已经是帝国主义俱乐部中完全合格的成员，⽇本宣传机构正在冷酷无情地嘲弄留着辫子、傻头傻脑的国中佬。
初到⽇本的国中青年，一般都会经历一段“文化震撼”的心理过程。如何适应一种更加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如何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民族尊严，是每一个国中留生学都必须面临的难题。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留⽇生学数量的起伏波动，成了中⽇关系升降变化的晴雨表，但一般趋势是上升。
一八九七年留⽇生学不过数十人，而到了一九零二年至一九零三年的冬天，官方统计的留生学已达七百六十三名。从一九零四年到一九零六年，留学热嘲达到了顶点，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本战胜了俄国和国中废除了科举试考。据估计，这几年每年留学⽇本的生学人数达到了八千人，超过了到西方家国留学人数的总和。他们都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五岁左右。三分之一以上的留生学曾经是士官学校的士官生，去那里的投考者是为进⼊⽇本军事学院作准备。
当时担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是积极推行新政的地方大员。袁世凯制定了派遣员官到⽇本游历的具体措施，其中明确规定：“实缺州县人员，除到任已久、未便令离职守外，其余新选新补各员，未到任以前，酌给津贴，先赴⽇本游历一个月。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満回国，然后饬赴新任，并责令呈验⽇记以证心得，数年以后，出洋之地方官⽇见增多，庶新政不致隔膜。”这一政策的推行，使得直隶成为各省中改⾰的先锋。
二十世纪初，⽇本对国中的影响遍及各个方面：国中的教育、军事、察警和监狱系统、法律、司法和宪政改⾰，都是以⽇本为榜样。
一九零五年，随着⽇本在⽇俄战争中大获全胜，⽇本对国中的影响也达到了顶峰。小小的⽇本成功地战胜了庞大的沙俄，对于大多数国中人来说，标志着立宪政治战胜独裁统治。一些国中知识分子意识到，⽩人并非天生就比⻩种人优秀，其关键在于采取何种政治制度。曾经考察过⽇本的工业、教育和府政的张謇由帝国状元变成了立宪派领袖。一九零五年六月四⽇，一个不同寻常的⽇子，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封疆大吏联名上奏，要求立宪。
在此后关于立宪的讨论中，⽇本模式成为首选。一九零六年，李提摩太声称：“京北可能注视着东京，很明显，⽇本对国中十八省的影响在不断地扩大，⽇本的旅游者、商人、教员、军事教官，在帝国无远弗至。国中贵族和统治阶级成千上万子孙在⽇本受教育，回国后按在⽇本所学，依样画瓢。”
一九零七年，満清府政成立了宪政编查馆，主要负责以明治宪法为榜样，草拟宪法大纲。它有职员一百六十人以上，其中五十人是国外留学的专家或曾参加调查团，而这五十人中有四十人曾到过⽇本。更有意义的是，该馆重要的编制局有二十九人，在曾经到过外国的十九人中，十六人是曾到过⽇本的。
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本成为国中的第一大文化输出国。从一九零一年到一九一二年期间，从各种语言翻译成中文的五百三十三种著作中，⽇语翻译的达百分之六十以上。现代国中许多伟大的知识分子，都是从翻译⽇文著作开始了解现代学科的。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和鲁迅先后翻译了⽇本近代以来重要的知识分子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幸德秋⽔等人的著作。
二十世纪初⽇本对形成中的国中文化冲击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几乎在当时国中人关心的每一个领域，⽇语都为创造现代汉语词汇作出了贡献。汉语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中的变化，其剧烈程度超过了汉代以来直到清代近两千年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对于在语言变化中反映出的国中人世界世界观的变化，⽇语起了极大的作用。
源于⽇语的现代汉语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纯粹⽇语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如服务、方针、解决、申请、想象等；第二类是⽇本人用古代汉语翻译欧美语言并赋予其崭新意义的词汇，如封建、法律、共和、经济、社会、思想、文学和政治等；第三类是⽇本人用汉字组合意译欧美语言、再由国中人加以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如美术、菗象、现实、原则、科学、观念、府政、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
可以说，国中人从⽇本人那里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更广阔世界的某些社会习俗，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某些內容，某些历史和政治，以及哪怕是作为旁观者的某些感情上的进步、决心和自信。
在以⽇本为桥梁的时代里，国中是一名热忱的生学，而⽇本却是一个居心叵测的老师。在⽇本国內固然有不少热爱国中、支持国中进步事业的人士，但就⽇本府政和大部分⽇本人而言，他们并不希望国中迅速走上一条跟自己一样的強国之路。⽇本刚刚萌芽的军国主义者们发现了国中的虚弱，而这种虚弱发了他们略侵
国中的野心。
一八九八年，⽇本政治家近卫笃麿创立了东亚同文会，四十年之后，该校被升格为大学，这就是今天⽇本爱知大学的前⾝。该校还曾经在海上开设名为“东亚同文书院”的学校。该校把重点放到中文学习上，毕业生有访问国中一年、撰写调查报告的机会。后来，这些调查报告被汇集成《支那经济大全》，被视作是国中社会和经济调查的范本。但是，这些文化流工作，背后都有⽇本官方“陆大政策”的
影。许多项目都受到军部的资助，军部露骨地表示说学者们就是在研究“如何占领国中”
清代末年，被派遣到⽇本考察的直隶省员官王桐龄在《⽇本视察记》中指出，⽇本以东亚盟主自居，竭尽国全上下之力，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历史、地理、文学、美术、实业、军事、通等各个角度，分门别类，对国中国情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其中，《汉文大系》、《支那省别全志》等书，每套皆有数十册，每册则有数十万字。王桐龄认为，⽇本学者严谨的学风和搜集资料发方法固然值得学习，但国中也要对⽇本的略侵野提⾼警惕。
从十九世纪末直到抗战前夕，⽇本的士官生们利用假期纷纷来国中做社会调查。这些调查活动其实是⽇本略侵 国中的准备工作，得到了満铁公司的资助。一群群年轻健壮的⽇本人深⼊国中的城市和乡村，记录下了国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报情。直到今天，这份被称为是“満铁调查”的文献，其庞大的规模和一流的⽔准，依然让国中的社会学家们叹为观止。
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本帮助国中培训军官、现代教员和府政行政人员；同时，⽇本还为国中提供许多受过⾼级训练、富有经验的人才来源。当然，⽇本所做的这一切并非出自天真的利他主义或者报答国中在历史上曾经给予⽇本的恩惠。相反，⽇本有着极其狡猾的家国利益的考量以及长远的渗透策略。
一八九七年出任⽇本驻华公使的⾕野文雄，在中⽇两国诸多的合作中起着举⾜轻重的作用。他在次年给⽇本外相西德二郞的秘密信函中，如此盘算这些活动对⽇本的利益：“如果将在⽇本受感化的国中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后树立⽇本势力于东亚陆大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后不仅将仿效⽇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本，清军之军事，将成为⽇本化。又因培养理科生学之结果，因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本工商业于国中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生学，定以⽇本为楷模，为国中将来改⾰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国中 员官信赖⽇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陆大。”
显然，⽇本当局对国中的“友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副野心的、将整个国中都圈在內的“大东亚”的棋盘已经开始摆设了。然而，在善良的国中人当中，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危险处境的人并不多。
谁会想到，邻居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面隐蔵着⾎盆大口呢？谁会想到，朋友的甜言藌语背后却是毒药和刀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