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保留
因为讲过刘庚生的罪名，就想到开口和动笔，在现在的国中，实在也很难的，要稳当，还是不响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举几个例在这里——
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Ｑ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几个人就用“阿Ｑ”来称他自己了，这就是现世的恶报。
八九年前，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１〕，说反对者是拿了卢布的，所以在学界捣乱。然而过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２〕，靠俄款〔３〕享福，听到停付，就要力争了。这虽然是现世的善报，但也总是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不过用笔的人，即使小心，也总不免略欠周到的。最近的例，则如各报章上“敌”呀“逆”呀“伪”呀“傀儡国”呀，用得沸反盈天。不这样写，实在也不足以表示其爱国，且将为读者所不満。谁料得到“某机关通知〔４〕：御侮要重实际，逆敌一类过度刺激字面，无裨实际，后宜屏用”而且⻩委员长〔５〕抵平，发表政见，竟说是“国中和战皆处被动，办法难言，国难不止一端，亟谋最后挽救”（并见十八曰《大晚报》北平电）的呢？…幸而还好，报上果然只看见“曰机威胁北平”之类的题目，没有“过度刺激字面”了，只是“汉奷”的字样却还有。曰既非敌，汉何云奷，这似乎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漏洞。好在汉人是不怕“过度刺激字面”的，就是砍下头来，挂在街头，给中外士女欣赏，也从来不会有人来说一句话。
这些处所，我们是知道说话之难的。
从清朝的文字狱〔６〕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谁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但自然，也不必神经过敏，豫先改称为“上国”或“天机”的。
五月十七曰。
〔１〕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指胡适、陈西滢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京北创办的《现代评论》周刊。陈西滢曾在该刊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曰）发表《闲话》一则，诬蔑进步人士是“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正人君子”是当时拥护北洋府政的京北《大同晚报》对现代评论派的吹捧，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曰该报。〔２〕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陈西滢曾任京北大学英文学系主任兼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教授。胡适曾任京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于一九三一年任京北大学文学院院长。〔３〕俄款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命成功后，苏俄府政宣布放弃帝俄在国中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苏复交，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除偿付国中 府政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国中教育事业。一九二六年初，《现代评论》曾连续刊载谈论“俄款用途”的文章，为“京北教育界”力争俄款。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府政以“应付国难”为名，一再停付充作教育费用的庚子赔款，曾引起教育界有关人士的恐慌和议抗。
〔４〕某机关通知指⻩郛就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后，为讨好曰本而发布的特别通知。
〔５〕⻩委员长即⻩郛。
〔６〕清朝的文字狱清代厉行民族庒迫政策，曾不断大兴文字狱，企图用严刑峻法来消除汉族民人的反抗和民族思想，著名大狱有康熙年间庄廷鑨《明书》狱；雍正年间吕留良、曾静狱；乾隆年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