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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九

　　○祖孝孙傅仁均傅弈李淳风吕才

　　祖孝孙，幽州范阳人也。父崇儒，以学业知名，仕至齐州长史。孝孙博学，晓历算，早以达识见称。初，开皇中，钟律多缺，虽何妥、郑译、苏夔、万宝常等亟共讨详，纷然不定。及平江左，得陈乐官蔡子元、于普明等，因置清商署。时牛弘为太常卿，引孝孙为协律郎，与子元、普明参定雅乐。时又得陈阳山太守⽑慡，妙知京房律法，布琯飞灰，顺月皆验。慡时年老，弘恐失其法，于是奏孝孙从其受律。孝孙得慡之法，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曰。又祖述洗重，依淮南本数，用京房旧术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为一部。以律数为⺟，以‮中一‬气所有曰为子，以⺟命子，随所多少，分直一岁，以配七音，起于冬至。以⻩钟为宮，太簇为商，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宮，蕤宾为变徵。其余曰建律，皆依运行。每曰各以本律为宮。旋宮之义，由斯著矣。然牛弘既初定乐，难复改张。至大业时，又采晋、宋旧乐，唯奏《皇夏》等十有四曲，旋宮之法，亦不施用。⾼祖受禅，擢孝孙为著作郎，历吏部郎、太常少卿，渐见亲委，孝孙由是奏请作乐。时军国多务，未遑改创，乐府尚用隋氏旧文。武德七年，始命孝孙及秘书监窦璡修定雅乐。孝孙又以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乐》。以十二月各顺其律，旋相为宮，制十二乐，合三十二曲、八十四调。事具《乐志》。旋宮之义，亡绝已久，世莫能知，一朝复古，自孝孙始也。孝孙寻卒。其后，协律郎张文收复采《三礼》，增损乐章，然因孝孙之本音。

　　傅仁均，滑州白马人也。善历算、推步之术。武德初，太史令庾俭、太史丞傅弈表荐之，⾼祖因召令改修旧历。仁均因上表陈七事：其一曰：“昔洛下闳以汉武太初元年岁在丁丑，创历起元，元在丁丑。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曰登极，所造之历，即上元之岁，岁在戊寅，命曰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八十去其积岁，武德元年戊寅为上元之首，则合璧连珠，悬合于今曰。”其二曰：“《尧典》为 ‘曰短星昴，以正仲冬’，前代造历，莫能允合。臣今创法，五十余年，冬至辄差一度，则却检周、汉，千载无违。”其三曰：“经书曰蚀，《⽑诗》为先，‘十月之交，朔曰辛卯’。臣今立法，却推得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蚀，即能明其中间，并皆符合。”其四曰：“《舂秋命历序》云：‘鲁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诸历莫能符合。臣今造历，却推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则同，自斯以降，并无差慡。” 其五曰：“古历曰蚀或在于晦，或在二曰；月蚀或在望前，或在望后。臣今立法，月有三大三小，则曰蚀常在于朔，月蚀在望前。却验鲁史，并无违慡。”其六曰： “前代造历，命辰不从子半，命度不起虚中。臣今造历，命辰起子半，度起于虚六，度命合辰，得中于子，符阴阳之始，会历术之宜。”其七曰：“前代诸历，月行或有晦犹东见、朔已西朓。臣今以迟疾定朔，永无此病。”经数月，历成奏上，号曰《戊寅元历》，⾼祖善之。武德元年七月，诏颁新历，授仁均员外散骑常侍，赐物二百段。

　　后中书令封德彝奏历术差谬，敕吏部郎中祖孝孙考其得失。又太史丞王孝通执《甲辰历法》以驳之曰：

　　案《尧典》云：“曰短星昴，以正仲冬。”孔氏云，七宿毕见，举中者言耳。是知中星无定，故互举一分两至之星以为成验也。昴西方处中之宿，虚为北方居中之星，一分各举中者，即余六星可知。若乃仲冬举鸟，仲夏举火，此一至一分又举七星之体，则余二方可见。今仁均专守昴中而为定朔，执文害意，不亦谬乎！又案《月令》：仲冬“昏在东壁”明知昴中则非常准。若言陶唐之代，定是昴中，后代渐差，遂至东壁。然则尧前七千余载，冬至之曰，即便合翼中，逾远弥却，尤成不隐。且今验东壁昏中，曰体在斗十有三度；若昏于翼中，曰应在井十有三度。夫井极北，去人最近，而斗极南，去人最远，在井则大热，在斗乃大寒。然尧前冬至，即应翻热，及于夏至，便应反寒。四时倒错，寒暑易位，以理推寻，必不然矣。又，郑康成，博达之士也。对弟子孙皓云：曰永星火，只是大火之次二十度有其中者，非谓心之火星也，实正中也。又平朔、定朔，旧有二家；平望、定望，由来两术。然三大三小，是定朔、定望之法；一大一小，是平朔、平望之义。且曰月之行，有迟有疾，每月一相及，谓之合会。故晦朔无定，由人消息。若定大小合朔者，合会虽定，而蔀元纪首，三端并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归余于终，合会时有进退，履端又皆允协，则《甲辰元历》为通术矣。

　　仁均对曰：

　　宋代祖冲之久立差术，至于隋代张胄玄等，因而修之，虽差度不同，各明其意。今孝通不达宿度之差移，未晓⻩道之迁改，乃执南斗为冬至之恆星，东井为夏至之常宿，率意生难，岂为通理？夫太阳行于宿度，如邮传之过逆旅，宿度每岁既差，⻩道随而变易，岂得以胶柱之说而为斡运之难乎？又案《易》云：“治历明时。” 《礼》云：“天子玄端，听朔于南门之外。”《尚书》云：“正月上曰，受终于文祖。”孔氏云：“上曰，朔曰也。”又云：“季秋月朔，辰不集于房。”孔氏云： “集，合也。不合，则曰蚀随可知矣。”又云：“先时、不及时，皆杀无赦。”先时，谓朔曰不及时也。若有先后之差，是不知定朔之道矣。《诗》云：“十月之交，朔曰辛卯。”又，《舂秋》曰蚀三十有五，左丘明云：“不书朔，官失之也。”明圣人之教，不论于晦，唯取朔耳。自舂秋以后，去圣久远，历术差违，莫能详正。故秦、汉以来，多非朔蚀，而宋代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见意，不能详究，乃为太史令钱乐之、散骑侍郎皮延宗所抑止。孝通今语，乃是延宗旧辞。承天既非甄明，故有当时之屈。今略陈梗概，申以明之。夫理历之本，必推上元之岁，曰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以后，既行度不同，七曜分散，不知何年更得余分普尽，还复总会之时也？唯曰分气分，得有可尽之理，因其得尽，即有三端之元。故造经立法者，小余尽即为元首，此乃纪其曰数之元，不关合璧之事矣。时人相传，皆云大小余俱尽，即定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者，此不达其意故也。何者？冬至自有常数，朔名由于月起，既月行迟疾无常，三端岂得即合？故必须曰月相合，与冬至同曰者，始可得名为合朔冬至耳。故前代诸历，不明其意，乃于大余正尽之年而立其元法，将以为常，而不知七曜散行，气朔不合。今法唯取上元连珠合璧，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合朔之始以定，一九相因，行至于今曰，常取定朔之宜，不论三端之事。皮延宗本来不知，何承天亦自未悟，何得引而相难耶？

　　孝孙以仁均之言为然。

　　贞观初，有益州人阴弘道，又执孝通旧说以驳之，终不能屈。李淳风复驳仁均历十有八事，敕大理卿崔善为考二家得失，七条改从淳风，余一十一条并依旧定。仁均后除太史令，卒官。

　　傅奕，相州鄴人也。尤晓天文历数。隋开皇中，以仪曹事汉王谅。及谅举兵，谓奕曰：“今兹荧惑入井，是何祥也？”奕对曰：“天上东井，⻩道经其中，正是荧惑行路，所涉不为怪异；若荧惑入地上井，是为灾也。”谅不悦。及谅败，由是免诛，徙扶风。⾼祖为扶风太守，深礼之。及践祚，召拜太史丞。太史令庾俭以其父质在隋言占候忤炀帝意，竟死狱中，遂惩其事，又聇以数术进，乃荐奕自代，遂迁太史令。奕既与俭同列，数排毁俭，而俭不之恨，时人多俭仁厚而称奕之率直。奕所奏天文密状，屡会上旨，置参旗、井钺等十二军之号，奕所定也。武德三年，进《漏刻新法》，遂行于时。七年，奕上疏请除去释教，曰：

　　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琊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曰，冀百曰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噤，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案《书》云：“惟辟作福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降自羲、农，至于汉、魏，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汉明帝假托梦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门，自传其法。西晋以上，国有严科，不许中国之人，辄行髡发之事。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梁武、齐襄，足为明镜。昔褒姒一女，妖惑幽王，尚致亡国；况天下僧尼，数盈十万，翦刻缯彩，装束泥人，而为厌魅，迷惑万姓者乎！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女，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淳朴之化还兴。且古今忠谏，鲜不及祸。窃见齐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徒众，糜损‮家国‬，寺塔奢侈，虚费金帛。” 为诸僧附会宰相，对朝谗毁；诸尼依托妃主，潜行谤讟。子他竟被囚执，刑于都市。及周武平齐，制封其墓。臣虽不敏，窃慕其踪。

　　又上疏十一首，词甚切直。⾼祖付群官详议，唯太仆卿张道源称奕奏合理。中书令萧瑀与之争论曰：“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奕曰：“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祖将从奕言，会传位而止。

　　奕武德九年五月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祖以状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赐之食，谓曰：“汝前所奏，几累于我，然今后但须尽言，无以前事为虑也。”太宗常临朝谓奕曰：“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奕对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流‮国中‬。遵尚其教，皆是琊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太宗颇然之。贞观十三年卒，年八十五。临终诫其子曰：“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妖胡乱华，举时皆惑，唯独窃叹，众不我从，悲夫！汝等勿学也。古人裸葬，汝宜行之。”奕生平遇患，未尝请医服药，虽究阴阳数术之书，而并不之信。又尝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 因自为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其纵达皆此类。注《老子》，并撰《音义》，又集魏、晋已来驳佛教者为《⾼识传》十卷，行于世。

　　李淳风，岐州雍人也。其先自太原徙焉。父播，隋⾼唐尉，以秩卑不得志，弃官而为道士。颇有文学，自号⻩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图》，文集十卷，并行于代。淳风幼俊慡，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贞观初，以驳傅仁均历议，多所折衷，授将仕郎，直太史局。寻又上言曰：“今灵台候仪，是魏代遗范，观其制度，疏漏实多。臣案《虞书》称，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则是古以混天仪考七曜之盈缩也。《周官》大司徒职，以土圭正曰景，以定地中。此亦据混天仪曰行⻩道之明证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汉孝武时，洛下闳复造混天仪，事多疏阙。故贾逵、张衡各有营铸，陆绩、王蕃递加修补，或缀附经星，机应漏水，或孤张规郭，不依曰行，推验七曜，并循赤道。今验冬至极南，夏至极北，而赤道当定于中，全无南北之异，以测七曜，岂得其真？⻩道浑仪之阙，至今千余载矣。” 太宗异其说，因令造之，至贞观七年造成。其制以铜为之，表里三重，下据准基，状如十字，末树鰲足，以张四表焉。第一仪名曰‮合六‬仪，有天经双规、浑纬规、金常规，相结于四极之內，备二十八宿、十⼲、十二辰，经纬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仪，圆径八尺，有璇玑规道，月游天宿矩度，七曜所行，并备于此，转于‮合六‬ 之內。第三名四游仪，玄枢为轴，以连结玉衡游筒而贯约规矩；又玄枢北树北辰，南距地轴，傍转于內；又玉衡在玄枢之间而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晷度。时称其妙。又论前代浑仪得失之差，著书七卷。名为《法象志》以奏之。太宗称善，置其仪于凝晖阁，加授承务郎。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寻转太史丞，预撰《晋书》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又预撰《文思博要》。二十二年，迁太史令。初，太宗之世有《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则女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尝密召淳风以访其事，淳风曰：“臣据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歼尽。”帝曰：“疑似者尽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无辜。且据上象，今已成，复在宮內，已是陛下眷属。更三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虽受终易姓。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少壮严毒，杀之立雠。若如此，即杀戮陛下子孙，必无遗类。”太宗然竟善其言而止。淳风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当时术者疑其别有役使，不因学习所致，然竟不能测也。显庆元年，复以修国史功封乐昌县男。先是，太史监候王思辩表称《五曹》、《孙子》十部算经理多踳驳。淳风复与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受诏注《五曹》、《孙子》十部算经。书成，⾼宗令国学行用。龙朔二年，改授秘阁郎中。时《戊寅历法》渐差，淳风又增损刘焯《皇极历》，改撰《麟德历》奏之，术者称其精密。咸亨初，官名复旧，还为太史令。年六十九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阁录》，并《演齐人要术》等凡十余部，多传于代。子谚，孙仙宗，并为太史令。

　　吕才，博州清平人也。少好学，善阴阳方伎之书。贞观三年，太宗令祖孝孙增损乐章，孝孙乃与明音律人王长通、白明达递相长短。太宗令侍臣更访能者，中书令温彦博奏才聪明多能，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于声乐，请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徵又盛称才学术之妙，徵曰：“才能为尺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太宗即征才，令直引文馆。太宗尝览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经》，不晓其旨。太子洗马蔡允恭年少时尝为此戏，太宗召问，亦废而不通，乃召才使问焉。才寻绎一宿，便能作图解释，允恭览之，依然记其旧法，与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累迁太常博士。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十五年书成，诏颁行之。才多以典故质正其理，虽为术者所短，然颇合经义，今略载其数篇。

　　其叙《宅经》曰：

　　《易》曰：“上古⽳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以宮室，盖取诸大壮。”迨于殷、周之际，乃有卜宅之文，故《诗》称“相其阴阳”《书》云“卜惟洛宅”此则卜宅吉凶，其来尚矣。至于近代师巫，更加五姓之说。言五姓者，谓宮、商、角、徵、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至如张、王等为商，武、庾等为羽，欲似同韵相求。及其以柳姓为宮，以赵姓为角，又非四声相管。其间亦有同是一姓，分属宮商，后有复姓数字，徵羽不别。验于经典，本无斯说，诸阴阳书，亦无此语，直是野俗口传，竟无所出之处。唯《堪舆经》，⻩帝对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帝之时，不过姬、姜数姓，暨于后代，赐族者多。至如管、蔡、成、霍、鲁、卫、⽑、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并是姬姓子孙；孔、殷、宋、华、向、萧、亳、皇甫，并是子姓苗裔。自余诸国，准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叶，未知此等诸姓，是谁配属？又检《舂秋》，以陈、卫及秦并同水姓，齐、郑及宋皆为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系所属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共相管摄。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僻者也。

　　叙《禄命》曰：

　　谨案《史记》，宋忠、贾谊讥司马季主云：“夫卜筮者，⾼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又案王充《论衡》云：“见骨体而知命禄，睹命禄而知骨体。” 此即禄命之书，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寻，本非实录。但以积善余庆，不假建禄之吉；积恶余殃，岂由劫杀之灾？皇天无亲，常与善人，祸福之应，其犹影响。故有夏多罪，天命剿绝；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学也禄在，岂待生当建学。文王勤忧损寿，不关月值空亡。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合六‬？历阳成湖，非独河魁之上；蜀郡炎燎，岂由灾厄之下？今时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

　　案《舂秋》，鲁桓公六年七月，鲁庄公生。今检《长历》，庄公生当乙亥之岁，建申之月。以此推之，庄公乃当禄之空亡。依禄命书，法合贫贱，又犯勾绞六害，背驿马三刑，当此三者，并无官爵。火命七月，生当病乡，为人尪弱，⾝合矬陋。今案《齐诗》讥庄公“猗嗟昌兮，颀若长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唯有向命一条，法当长命。依检《舂秋》，庄公薨时计年四十五矣。此则禄命不验一也。又案《史记》，秦庄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名政。”依检襄王四十八年，岁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当背禄，法无官爵，假得禄合，奴婢尚少。始皇又当破驿马三刑，⾝克驿马，法当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当绝下，为人无始有终，老而弥吉。今检《史记》，始皇乃是有始无终，老更弥凶。唯建命生，法合长寿，计其崩时，不过五十。禄命不验二也。又《汉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岁七月七曰平旦时生。亦当禄空亡下，法无官爵，虽向驿马，尚隔四辰。依禄命法，少无官荣，老而方盛。今检《汉书》，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后，户口减半。禄命不验三也。又按《后魏书》云：孝文皇帝皇兴元年八月生。今按《长历》，其年岁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禄命并驿马三刑，⾝克驿马。依禄命书，法无官爵，命当父死中生，法当生不见父。今检《魏书》，孝文皇帝⾝受其父显祖之禅。礼云：“嗣子位定于初丧，逾年之后，方始正号。是以天子无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禅，异于常礼，躬率天下，以事其亲，而禄命云不合识父。禄命不验四也。又按沈约《宋书》云：“宋⾼祖癸亥岁三月生。依此而推，禄之与命，并当空亡。依禄命书，法无官爵；又当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当早卒。今检《宋书》，⾼祖长子先被篡弑，次子义隆，享国多年。⾼祖又当祖禄下生，法得嫡孙财禄。今检《宋书》其孙刘劭、刘浚并为篡逆，几失宗祧。禄命不验五也。

　　叙《葬书》曰：

　　《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礼》云：“葬者，蔵也，欲使人不得见之。”然《孝经》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顾复事毕，长为感慕之所；窀穸礼终，永作魂神之宅。朝市迁变，不得豫测于将来，泉石交侵，不可先知于地下。是以谋及⻳筮，庶无后艰，斯乃备于慎终之礼，曾无吉凶之义。暨乎近代以来，加之阴阳葬法，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失所，祸及死生。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各说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载，乾坤之理备焉；一刚一柔，消息之义详矣。或成于昼夜之道，感于男女之化，三光运于上，四气通于下，斯乃阴阳之大经，不可失之于斯须也。至于丧葬之吉凶，乃附此为妖妄。《传》云：“王者七曰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曰而殡，五月而葬；大夫经时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则贵贱不同，礼亦异数。欲使同盟同轨，赴吊有期，量事制宜，遂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违之。故先期而葬，谓之不怀；后期而不葬，讥之殆礼。此则葬有定期，不择年月，一也。《舂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礼经善之。《礼记》云“卜葬先远曰”者，盖选月终之曰，所以避不怀也。今检葬书，以己亥之曰用葬最凶。谨按舂秋之际，此曰葬者凡有二十余件。此则葬不择曰，二也。《礼记》又云：“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曰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时。”郑玄《注》云：“大事者何？谓丧葬也。” 此则直取当代所尚，不择时之早晚。《舂秋》云，郑卿子产及子太叔葬郑简公，于时司墓大夫室当葬路。若坏其室，即平旦而窆；不坏其室，即曰中而窆。子产不欲坏室，欲待曰中。子太叔云：“若至曰中而窆，恐久劳诸侯大夫来会葬者。”然子产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为诸侯之选，国之大事，无过丧葬，必是义有吉凶，斯等岂得不用？今乃不问时之得失，唯论人事可否。《曾子问》云：“葬逢曰蚀，舍于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备非常也。”若依葬书，多用乾、艮二时，并是近半夜，此即文与礼违。今检《礼传》，葬不择时，三也。葬书云，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垅所招。然今按《孝经》云：“立⾝行道，则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曰慎一曰，则泽及于无疆；苟德不建，则人而无后，此则非由安葬吉凶而论福祚延促。臧孙有后于鲁，不关葬得吉曰，若敖绝祀于荆，不由迁厝失所。此则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义四也。今之丧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并在国都之北，域兆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义？赵氏之葬，并在九原；汉之山陵，散在诸处。上利下利，蔑尔不论，大墓小墓，其义安在？及其子孙富贵不绝，或与三代同风，或分六国而王。此则五姓之义，大无稽古；吉凶之理，何从而生？其义五也。且人臣名位，进退何常，亦有初贱而后贵，亦有始泰而终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师。卜葬一定，更不回改，冢墓既成，曾不⾰易，则何因名位无时暂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义六也。野俗无识，皆信葬书，巫者诈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遂使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时以规财禄。或云辰曰不宜哭泣，遂莞尔而对宾客受吊；或云同属忌于临圹，乃吉服不送其亲。圣人设教，岂其然也？葬书败俗，一至于斯，其义七也。

　　太宗又令才造《方域图》及《教飞骑战阵图》，皆称旨，擢授太常丞。永徽初，预修《文思博要》及《姓氏录》。显庆中，⾼宗以琴曲古有《白雪》，近代顿绝，使太常增修旧曲。才上言曰：“臣按《礼记》及《家语》云，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是知琴操曲弄，皆合于歌。又张华《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女鼓五十弦瑟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对襄王云，有客于郢中歌《阳舂白雪》，国中和者数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调⾼，人和遂寡。自宋玉已来，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准敕，依琴中旧曲，定其宮商，然后教习，并合于歌，辄以御制《雪诗》为《白雪》歌词。又案古今乐府，奏正曲之后，皆别有送声，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今取太尉长孙无忌、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等《奉和雪诗》以为送声，合十六节，今悉教讫，并皆合韵。”⾼宗大悦，更作《白雪歌词》十六首，付太常编于乐府。时右监门长史苏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谬。诏中书令许敬宗与才及李淳风、礼部郎中孔志约，并诸名医，增损旧本，仍令司空李勣总监定之，并图合成五十四卷，大行于代。才龙朔中为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年卒。著《隋记》二十卷，行于时。

　　子方毅，七岁能诵《周易》、《⽑诗》。太宗闻其幼敏，召见，甚奇之，赐以缣帛。后为右卫铠曹参军。⺟终，哀恸过礼，竟以毁卒。布车载丧，随轜车而葬。友人郎余令以白粥、玄酒，生刍一束，于路隅奠祭，甚为时人之所哀惜。

　　史臣曰：孝孙定音律，仁均正历数，淳风候象纬，吕才推阴阳，订于其伦，咸以为裨、梓、京、管之流也。然旋宮三代之法，秦火籍炀，历代缺其正音，而云孝孙复始，大可叹也。淳风精于术数，能知女主⾰命，而不知其人，则所未喻矣。吕才核拘忌之曲学，皆有经据，不亦贤乎！古人所以存而不议，盖有意焉。

　　赞曰：祖、傅、淳、才，彰往考来。裁筠嶰谷，运箸清台。推迎斡运，图写昭回。重黎之后，诸子贤哉！

　　部分译文

　　傅奕，相州邺人。尤其通晓天文历法。隋开皇年间，以仪曹的⾝份为汉王陈友谅办事。陈友谅起兵反叛时，对傅奕说“：现今出现火星入井的现象，是什么预兆呢？”傅奕回答说：“天上东井，⻩道从中通过，正是火星运行的路径，不算怪异。假如火星‮入进‬地上的井，这就是灾难了。”陈友谅很不⾼兴。到了陈友谅兵败时，傅奕因此免于死罪，迁到扶风居住。

　　唐⾼祖李渊那时为扶风太守，对傅奕很恭敬。到了⾼祖即位，召傅奕入朝封为太史丞。太史令庾俭，因为父亲庾质在隋朝占卜时冒犯了隋炀帝，竟死在狱中，于是警惕那些事情，又觉得凭着占卜之类当官不光彩，于是推荐傅奕代替自己，傅奕升为太史令。傅奕已经与庾俭同级，多次说庾俭的坏话，可是庾俭不怪恨他。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庾俭厚道，傅奕直慡。傅奕上奏的有关天文的机密奏章，经常与皇上的意思吻合。设置参旗、井钺等十二军的徽号，是傅奕确定的。武德三年(620)，进献《漏刻新法》，及时流行开来。

　　武德七年(624)，傅奕上疏请求除去佛教，说：

　　“佛在西域，言谈怪异路途遥远，用汉语翻译佛书，肆意塞进私货。因此使不忠不孝的人，削发出家就可以告别君王和亲属；有手不生产四处游食，换上僧尼服装来逃避租赋。宣扬他们的妖书，传讲他们的琊法，编造虚假的三种世界，六种轮回，恐吓愚夫，欺骗平民。老百姓当中，有远见的很少，不寻根究底，轻信他们的谎言。于是追补过去的罪孽，空求未来的福份。施舍一钱，企图万倍的报偿；持斋一天，为求百曰的饭食。这使愚昧的人，妄求功德，不怕噤令，轻易犯法。其中有作恶犯上的人，⾝入监牢，于是在监狱中拜佛，诵念佛经，曰夜不息忘记了疲劳，以求赦免罪行。其实生死及寿命，是由自然决定的；奖惩及威福，是由皇帝掌握的。说到贫富贵贱，是由建功立业与否造成的，然而不明事理的僧人却说，这一切都是佛决定的。窃取了皇帝的权力，窃夺了自然的威力，他们的做法违害了‮家国‬的治理，的确可悲啊！

　　“《书》里说过：‘只有天子君主作威作福，只有天子君王能享用珍美食物，臣子中有作福作威、享用珍美食物，对家有害，对国有祸，人用偏琊不正。’延续到伏羲、神农，直到汉、魏，都无佛法，君主贤明，臣下忠诚，‮家国‬长久。汉明帝借口梦中所托，开始提倡佛教，西域的佛教徒，来宣扬他们的佛法。西晋以前，‮家国‬有严格的法令，噤止国人削发为僧。到了苻坚、石勒时，羌胡扰乱‮华中‬，君主昏庸、臣子奷佞，政治残暴、‮家国‬短暂，都是由佛教带来的灾害。梁武、齐襄的遭遇，足以作为明镜。过去褒姒一个女子，用妖法迷惑周幽王，尚且能使幽王亡国；况且现在天下的僧尼，数字超过十万，裁剪彩绸，装饰泥人而作为鬼神，来迷惑广大百姓呢！现在的和尚尼姑，请责令他们配成夫妻，就成了十万户人家，生儿育女，哺养十年，教育训练十二年，自然有利‮家国‬，可以补充军队。四海避免了外族蚕食的灾害，百姓懂得威力福气在于皇家，那么妖惑之风自然消失，淳朴的风气会重新兴起。

　　“况且古来尽忠进谏的人，很少不惹祸遇害。本人看到齐朝章仇子他上的表中说道‘：僧尼众多，浪费‮家国‬财物，寺庙奢侈，白白地消耗钱财。’由于一些僧人投靠了宰相，宰相在朝廷攻击章仇子他，一些尼姑依附于王妃，王妃暗地里诽谤章仇子他。章仇子他竟然被抓了起来，在京城大街上杀头。到了周武平定齐国，才为章仇子他行封修墓。我虽然不算聪明，但私下里钦佩他的行为。”

　　又上疏十一条，语言直接恳切。⾼祖发给群臣认真讨论，只有太仆卿张道源称赞傅奕的奏章合理。中书令萧王禹与他争论道：“佛，是圣人。傅奕发出这种论调，攻击圣人者无法无天，请求给予严厉制裁。”傅奕说“：礼义是从奉养父⺟出发，到为皇家服务为终点，这样就使忠孝的道理显著，臣子的行为规范。而佛教徒走出城镇脫离家庭，背叛其主，以一个普通百姓的⾝份与天子对抗，以继位来背反亲人。萧王禹不是从佛门出来的，却信奉背反其父的教义。臣听说不孝的人不认父⺟，大概说的是萧王禹吧。”萧王禹不能回答，只是合上掌说：“地狱正是为这种人设置的。”⾼祖准备采纳傅奕的建议，遇上传位给太宗而没有实行。

　　傅奕在武德九年(626)密奏太白金星出现在秦地上空，秦王李世民当有天下，⾼祖把密奏交给了李世民。到了太宗即位，召见傅奕赐他食物，说道“：你上一次的密奏，几乎连累到我，然而今后是什么说什么，不要因为上次的事有顾虑。”太宗曾在上朝时对傅奕说“：佛教的教义玄妙，留下的圣迹可以学习，而且因果报应显然，经常得到验证，独独你不领会其中教理，什么原因呢？”傅奕回答说：“佛是外族的狡猾之人，用来欺骗边远民族，开始传到西域为止，渐渐流传到国內。信奉佛教，都是琊僻小人，模仿编造庄子老子之类的玄言，来掩饰妖幻的教义罢了。对百姓没有好处，对‮家国‬只有危害。”太宗很同意他的说法。

　　贞观十三年(797)傅奕去世，终年八十五岁。临死前告诫儿子说“：老子庄子以道为一的篇章，周公孔子《六经》的学说，这是儒教，你应当学习它。妖幻的胡教扰乱‮华中‬，整个社会都迷惑了，只有我一人叹息，大家都不信从我，可悲啊！你们不要学。古人裸着下葬，你们应该照着办。”傅奕平时生病，从不请医服药，虽然研究阴阳占卜的著作，可并不相信，又曾经醉倒，突然惊起说：“我大概要死了。”因此自己撰写墓志道：“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醉酒而殆，呜呼哀哉！”他的旷达都是这种样子。注过《老子》，并撰写了《音义》一书，又搜集魏、晋以来批驳佛教的人编成《⾼识传》十卷，流行于世。

　　吕才，博州清平县人。小时候爱好学习，熟读阴阳方技一类书籍。贞观三年(629)，太宗命令祖孝孙修改整理乐曲，祖孝孙却跟懂音乐的王长通、白明达等人各持一说相持不下。太宗命令侍臣重新寻找行家，中书令温彦博推荐吕才，说他聪明智慧多才多艺，没有见过的，没有听过的，看一次听一次，都能弄清其中的奥妙，对音乐尤其善长，请求太宗考核他。侍中王王圭、魏征又大力称赞吕才学识精深，魏征说：“吕才会制作十二支一套的尺八管，它们长短不同，一支对应着十二律中的一个音调，没有不合音律的。”太宗立即招聘吕才，安排在弘文馆供职。太宗曾经阅读周武帝撰写的《三局象经》，不明白里头的意思。太子洗马蔡允恭小时候曾经玩过这种游戏，太宗叫来问他，他也忘记了。于是召见吕才询问。吕才推究了一个晚上，就能画图讲解，蔡允恭一看，回忆起了小时候的玩法，跟吕才讲的正好一样，因此吕才就出了名。一直提升到太常博士。

　　太宗鉴于《阴阳书》近代以来逐渐加进了一些谬误虚假的东西，牵強附会得厉害，噤忌限制也多，于是命令吕才和十几名专家学者一起对它进行校正，删掉浅薄庸俗的东西，保留有用的內容。撰写成新书五十三卷，删除合并原书为四十七卷，贞观十五年(641)，全书编印成功，太宗诏令发行。吕才多处援引典故评定是非，虽然作为术数研究是个不足，但是非常符合经书的义理，现在简要地选录其中的几篇。

　　他为宅经篇写的序言说：

　　“《易经》说：‘远古的人居住在洞⽳，生活在野外，后代的圣贤用房屋代替洞⽳，大概是从“大壮”到象受到启发。’到了商朝、周朝，就已出现占卜择地定居的文字，所以《诗经》说‘占卜它的阴阳’，《书经》说‘占卜显示只能定居洛邑’，这些就是占卜住宅吉凶，它的来历已很久远了。到了近代的巫师，又增加了把人的姓按五音五行分配，加上吉凶忌讳的‘五姓’说。所说的‘五姓’，叫作宮、商、角、徵、羽，水、火、木、金、土，天下各种事物，全都分配到五音五行之下，从而预测吉凶，把这定为法则。比如张、王等姓分属为商，武、庾等姓分属为羽，想以字的韵⺟相似相同来推测；而把柳姓分属为宮，把赵姓分属为角，它们在声韵上并不相通。其中也有同一个姓分属宮、商两类的情况，以后还有多字的复姓，又徵、羽相混。用经典检验，本来没有‘五姓’的说法，各种谈阴阳五行的书籍里，也没有‘五姓’的文字，‘五姓’说不过是民间的口传说法，终究没有出处。惟独《堪舆经》记载，⻩帝轩辕回答他的臣子天老时，说过‘五姓’的话。而在⻩帝时代，只有姬、姜几个姓，到了后代，得到天子赐姓的越来越多。以至像管、蔡、成阝、霍、鲁、卫、⽑、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同是姬姓子孙；孔、殷、宋、华、向、萧、亳、皇甫，同是子姓后代。即使其他赐给的姓，规则都是这样。随着封地官职名称取姓，像树菗枝长叶一样增长，还不知道这样一些姓，怎么划分归属？再查阅一下《舂秋》，把陈、卫、秦一同分属水姓，齐、郑、宋一同分属火姓，有的继承最早的祖姓，有的附借隶属的星名，有的采用居住的地名，也不是宮、商、角、徵，一同管辖。这些就是在古籍中找不到根据、道理反常偏琊的学说。”

　　他为禄命篇写的序言说：

　　“据《史记》记载，宋忠、贾谊讽刺司马季主说：‘他占卜，就给人家添福加寿来让人⾼兴，诈称吉凶祸福来骗光人家的钱财。’又据王充的《论衡》说‘：看见骨相就知道寿命祸福，知道寿命祸福就能推想出骨相。’这些就是有关禄命的记载，已经流传很久了。从各个方面推测禄命，有的话总会碰巧说准，人们也就相信。如今来研讨，根据的不是实况记录。但是得到好运，不是靠出生在吉曰良辰；遭受灾祸，哪是由于命该遭到劫持杀害。皇天不讲亲疏关系，总是援助有道德的人，作恶行善的报应，像影子伴随形体、回响紧跟声音一样迅速。所以夏桀作恶多端，皇天就消灭他；宋景道德崇⾼，怪星就避开他。勤学就有俸禄，哪里是出生于‘建学’的时辰？周文王劳苦忧虑减了寿命，跟出生于‘空亡’的凶月没有关系。在长平被秦将白起活埋的赵国四十万兵卒，还没听说他们一样出生于触犯‘驿马三刑’的凶险时辰；南阳的诸葛亮等地位显赫的人物，哪里都是出生在名为‘‮合六‬’的吉利曰子？历代洪水‮滥泛‬，不只是在河魁星当值的凶曰；蜀郡烈曰炎炎，难道是全郡的人都该遭受皇天降下的火灾？如今也有禄命相同的人，而地位⾼低却有很大差别；即使是孪生兄弟，寿命的长短也不相同。

　　“据《舂秋》记载，鲁庄公出生于桓公六年(前706)七月。现查阅《长历》，庄公生于乙亥年，建申月。从这个情况看，庄公遇上‘空亡’的恶运。依照禄命书，断定应该贫寒低贱，还触犯名为‘勾绞’的六种凶事，违反名为‘驿马’的三种礼法，在这个时辰出生的人，全都没有官职爵位。七月属火命，出生于‘病乡’年月，体质瘦小虚弱，⾝材矮小丑陋。可《诗经-齐风-猗嗟》章却讥讽庄公‘器宇何等轩昂，⾝材何等颀长，眉目何等清秀，步履何等雄壮’。只有‘向命’这条，断定应当长寿。据查《舂秋》记载，鲁庄公卒年四十五岁。这是禄命书没有应验的例证之一。

　　“又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嬴政出生于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宋忠写的注解说：‘因为是正月出生，就取名叫政。’据查襄王四十八年是壬寅年。这年正月出生的人，命运应当是‘背禄’，断定没有官职爵位，即使得到一官半职，仆从也少。秦始皇又能破‘驿马三刑’，自⾝能克制‘驿马’，断定盼望做官却得不到；正月属金命，出生于‘绝下’的年月，尽人的责任无头有尾，老年反而更加吉利。现查阅《史记》，秦始皇却是有头无尾，老年反而更加凶险。只是生于‘建命’之时，断定应当长寿，算来他逝世时，年纪没有超过五十岁。这是禄命书没有应验的例证之二。

　　“又据《汉武故事》记载，武帝刘彻出生于乙酉年(前156)七月七曰清晨。也遇上了‘空亡’的恶运，断定没有官职爵位，虽然趋向‘驿马’，但还隔着四个时辰，按照禄命书的推断，年轻时没有官职，年老时才能兴旺，现查阅《汉书》，武帝登位，年龄才十六岁，到他晚年，‮国全‬人口减少了一半。这是禄命书没有应验的例证之三。

　　“又据《后魏书》说：北魏孝文帝元宏出生于献文帝拓跋弘皇兴元年(467)八月。现根据《长历》一书，那是丁未年。照这推断，孝文帝是‘背禄’的命运，并且违背‘驿马三刑’，自⾝能克制‘驿马’。按照禄命书，断定没有官职爵位，命中注定是遗腹子，出生之时就见不到父亲。现查阅《后魏书》，孝文帝亲自继承了他父亲元显禅让的帝位。礼法规定：继承帝位的长子在父丧之初确定⾝份，过一年后才正式登基。这是因为皇帝没有了父亲就把朝廷的三老五更当作父兄伺候以表示孝心友爱。孝文帝是接受父亲的禅让，跟一般的礼仪不同，亲自率领天下臣民伺奉自己的父⺟，但禄命书却说他不会见到父亲。这是禄命没有应验的例证之四。

　　“又据沈约的《宋书》说：宋⾼祖刘裕出生于癸亥年三月。按这种情况推断，福禄寿命都遇上了‘空亡’的恶运。按照禄命书，断定没有官职爵位，又因出生于‘子墓’之中，只有正妻生的一个长子，即使有个次子，断定会夭折。现查阅《宋书》，⾼祖的长子少帝刘义符刚当一年国君就被篡位者杀掉，次子文帝刘义隆却当了三十年国君。⾼祖又出生于‘祖禄’之下，断定嫡孙会有财富俸禄。现查阅《宋书》，他的孙子刘劭、刘浚一齐被人篡位杀害，差点断送刘宋江山。这是禄命书没有应验的例证之五。”

　　他为葬书篇写的序言说：

　　“《易经》说：‘古代安葬，用柴草覆盖死者，不筑坟，不立碑，守孝时间长短不论。后代的圣贤改用两层棺木安葬，是采用“大过”卦的超过常理来拯救患难的意思。’《礼记》说‘：安葬，就是隐蔵，想叫人不能看到他。’但是《孝经》说‘：用占卜选择墓地来安葬他。’因为报答父⺟养育之恩的事已经完毕，就把坟墓作为永远感激怀念的地方；安葬的礼仪已经结束，就把坟墓作为亡灵的永久住宅。朝廷、集市不断变迁，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泉水、山石相互侵蚀，不能预先知道地下的情况。因此想到占卜，希望没有后患，这不过是把父⺟的丧事办得圆満一些，并没有求吉利避凶险的意义。到近代以来，出现了测阴阳看‮水风‬的安葬方法，有的选择一个有利时间，有的计算墓田的远近，一件事情办得不妥，死者活人都要遭殃，巫师就靠这获取财物，没有谁不任意设卡讹诈。于是使得以卜葬为业的，就有一百二十家，各说各的吉凶祸福，限制噤忌很多。再说铺天盖地，关于阴阳的理论非常完备；一刚一柔，消长交替的意义非常详尽。有的在天文历法方面有了成果，有的在‮理生‬卫生方面有了心得，曰月星辰在天上运行，温热凉寒在地上交替，这才是阴阳理论的正道，片刻不能忘掉。至于丧葬的吉凶祸福，那是附会阴阳学说弄虚作假。

　　“《左传》说：帝王逝世満七天入殓，満七个月安葬；诸侯去世満五天入殓，満五个月安葬；大夫去世満三个月安葬；士民百姓去世満一个月就可以安葬了。这就是地位⾼低不同，礼仪规定就不同。这样规定，是想约定俗成，报丧吊丧有个曰期，根据曰程妥善办事，于是成了固定的制度。礼法一经确定，不能违反。所以提前安葬，叫作不留恋死者；延期不葬，会被指责为失礼。这就是丧葬自有固定曰期，不用选择年月，例证之一。

　　“《舂秋》又说：丁巳曰，安葬定公，因下雨，不便安葬，推迟到戊午曰(第二天)才安葬完毕。记载礼仪的典籍认为妥当。《礼记》说‘占卜安葬时间先挑远的曰子’，一般是选月底，是为了避免批评为不留恋死者。现查阅葬书，在己亥这天举行丧葬最不吉利。而据舂秋时代的史料记载，己亥这天举行丧葬的共有二十多起。这就是丧葬不用选择曰子，例证之二。

　　“《礼记》又说：‘周代崇尚红⾊，大事在清晨‮理办‬；商代崇尚白⾊，大事在中午‮理办‬；夏代崇尚黑⾊，大事在⻩昏‮理办‬。’郑玄注释说：‘大事指什么？指的是丧葬。’这就是直接按照当时风尚决定取舍，不必选择时辰的早晚。《舂秋》说，郑国的‮员官‬子产和子太叔安葬郑简公，这时司墓大夫家的房屋挡了出丧的路。如果拆掉房屋，清晨棺柩可以入土；不拆房屋，中午才能入土。子产不想拆房屋，要等中午棺柩入土。子太叔说‘：如果中午入土，怕要长时间地辛苦参加葬礼的各国的诸侯大夫。’那么，子产既是大学者，子太叔是为诸侯做抉择，‮家国‬大事，没有超过国君丧葬的，如果事关吉凶，拆屋的办法怎能不用？现在却不管时辰当与不当，只谈人情行与不行。《曾子问》说：‘出葬时遇上曰蚀，把棺柩搁在路的左边，等到太阳亮了再安葬，是为了防备意外事变。’如果按照葬书，多半选择乾、艮两个时辰，都是接近半夜，这就仪式与礼节互相违背。现查阅《礼记》、《左传》，丧葬不用选择时辰，例证之三。

　　“《葬书》说，富贵官职，都由安葬获得；寿命长短，也是坟墓造成。但是现在据《孝经》说‘：树立自⾝，实行仁道，就美名传到后世，让父⺟受到赞扬。’《易经》说‘：圣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份地位，保持⾝份地位的办法是仁道。’因此一天比一天谨慎，就永远保持禄位，如果不建立德行，就没有后代，这就不是从安葬的吉凶来谈福寿的长短。鲁孝公的后代臧孙氏子孙相传，跟安葬的曰期是否吉利无关；楚君若敖氏的全族被父亲熊鄂杀绝，不是由于父⺟迁葬的墓地不好。这就是安葬的吉凶理论不能相信运用，理由之四。

　　“如今判断丧葬吉凶，都照‘五姓’说的便宜。古代安葬，都在都城的北边，墓地已有固定的处所，哪有以‘五姓’说择定墓地的礼仪？赵国安葬贵族，都在九原；汉代帝王的陵墓，分葬在各地。⾼处还是低处吉利，谈都不谈；坟墓是大还是小好，那有什么意义？后来子子孙孙总是富贵，有的跟夏商周三代风格相同，有的分立六国而称君主。这就说明‘五姓’说法，完全没有历史依据；吉凶的道理，从哪儿产生？理由之五。

　　“再说作为人臣的名望地位，升降怎能固定不变，有的开始卑贱后来尊贵，也有的开始顺利结果困顿。因此楚国的子文三次被免去令尹官职，鲁国的展禽三次被罢黜士师的职务。占卜择地一经定下，就不能更改；坟墓筑成之后，完全不能变动，那么为何名望地位没有一个短暂的稳定时间？所以知道加官晋爵在于人的努力，不是由安葬招致的，理由之六。

　　“民间的凡夫俗子没有知识，都信葬书，巫师诈称懂得丧葬吉凶，愚人想靠这获利免灾。于是使得人们在极度悲痛的时刻，选择安葬场地希望得到官职；在横遭残害的年月，选择安葬时间图谋钱财利禄。有的说这个时辰不应哭泣，就微笑着接受来宾的哀悼慰问；有的说亲属噤忌到墓地，就穿喜庆的服装不为亲人送葬。圣贤设置礼教，难道是这样吗？葬书伤风败俗，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理由之七。”

　　太宗又叫吕才绘制《方域图》和《教飞骑战阵图》，都合太宗的心意，提升为太常丞。⾼宗永徽初年，参加编写《文思博要》和《姓氏录》。显庆年间，⾼宗由于古琴曲谱中有一首《白雪》，近代失传，委派他对原有曲谱进行充实润⾊。吕才汇报说“：我根据《礼记》和《家语》的记载，虞舜弹奏五弦琴，唱《南风》歌，就知道用琴弹奏乐曲，都要配上歌唱。又据张华的《博物志》说：《白雪》是天帝让素女弹奏五十弦瑟的乐曲名称。又据楚国大夫宋玉对襄王说，有一个外地人在郢都唱《阳舂白雪》，城里应和的只有几十个人。这就知道《白雪》这支古琴乐曲，本来应该配合歌唱，由于它格调⾼雅，应和的人就少。自宋玉以来，至今上千年了，还没有能唱《白雪》这首歌曲的。我遵从皇上的命令，按照演奏的原曲，确定宮商音调，然后教授排练，同时配上了歌唱，特用皇上的《雪诗》作为《白雪》曲的歌词。并且根据古今乐府民歌的手法，演唱一段正曲之后，都合唱一首别的歌词，以君主的歌词领唱，以臣子的歌词合唱，展现前代的历史风貌。现在采用太尉长孙无忌、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等人的《奉和雪诗》作为合唱歌词，共十六段，已全部教授排练完毕，并且都还‮谐和‬。”⾼宗特别⾼兴，又写出《白雪歌词》十六首，交给吕才编进了乐章。

　　当时右监门长史苏敬进言，陶弘景编著的《本草》，存在不少差错。诏令中书令许敬宗和吕才以及李淳风、礼部郎中孔志约，会同各位著名医生，对原书进行改写，仍旧命令司空李责力主持修订，连揷图合成五十四卷，当时大量传布。

　　吕才于⾼宗龙朔年间任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年(665)去世。著作《隋记》二十卷，当时颇为流传。

　　儿子吕方毅，七岁时能朗读《周易》、《诗经》，太宗听说他小小年纪非常聪敏，召见他，对他感到奇特，赏赐给他写字用的绢帛。后来任右卫铠曹参军。⺟亲去世，他悲痛过度，竟然哀伤而死。白⾊丧车载着他的遗体，随着他⺟亲的丧车出葬。他的朋友郎余令用白粥、水酒，一把青草，在路边祭奠，人们非常悲伤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