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聪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望，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好人或坏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于是不断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进行改⾰；另有一种人对改⾰不存希望，也不想和当权派同流合污，他们的抉择是退出斗争漩涡，独善其⾝。所以一向有当权派、造反派、改⾰派，以及隐士。‮国中‬的传统观念，是鼓励人“学而优则仕”学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对隐士也有极⾼的评价，认为他们清⾼。隐士对社会并无积极贡献，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种范例。‮国中‬人在道德上对人要求很宽，只消不是损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论语》记载了许多隐者，晨门、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丈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等，孔子对他们都很尊敬，虽然，并不同意他们的作风。

　　孔子对隐者分为三类：像伯夷、叔齐那样，不放弃自己意志，不牺牲自己尊严

　　（“不降其志，不辱其⾝”）；

　　像柳下惠、少连那样，意志和尊严有所牺牲，但言行合情合理

　　（“降志辱⾝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

　　像虞仲、夷逸那样，则是逃世隐居，放肆直言，不做坏事，不参与政治

　　（“隐居放言，⾝中清，废中权”）。

　　孔子对他们评价都很好，显然认为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

　　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那是无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三次罢官，人家劝他出国。柳下惠坚持正义，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之邦？”

　　（《论语》）。

　　关键是在“事人”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不以功名富贵为念，虽然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但也可以说是“隐士”——至于一般意义的隐士，基本要求是求个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国中‬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普遍现象。影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虑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家国‬中也都有。“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的普遍现象。这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

　　《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之时，西贡的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企图建立霸权者）。

　　大概由于当时南越政局动，一般人对政治斗争特别感到‮趣兴‬。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对权力没有‮趣兴‬。盈盈也是“隐士”她对江湖豪士有生杀大权，却宁可在洛隐居陋巷，琴箫自娱。她生命中只重视个人的自由，个的舒展。惟一重要的只是爱情。这个姑娘非常怕羞腼腆，但在爱情中，她是主动者。令狐冲当情意紧在岳灵珊⾝上之时，是不得自由的。只有到了青纱帐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处大车之中，对岳灵珊的痴情终于消失了，他才得到心灵上的解脫。本书结束时，盈盈伸手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叹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和一只大马猴锁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盈盈的爱情得到圆満，她是心満意⾜的，令狐冲的自由却又被锁住了。或许，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他的个才极少受到拘束。人生在世，充分圆満的自由本是不能的。解脫一切望而得以大彻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那些热衷于权力的人，受到心中权力的驱策，⾝不由己，去做许许多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实都是很可怜的。

　　在‮国中‬的传统艺术中，不论诗词、散文、戏曲、绘画，追求个解放向来是最突出的主题。时代越动，‮民人‬生活越痛苦，这主题越是突出。“人在江湖，⾝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想金盆洗手；梅庄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他们都无法做到，卒以⾝殉，因为权力斗争不容许。对于郭靖那样舍⾝赴难，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侠，在道德上当有更大的肯定。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解放的隐士。风清扬是心灰意懒、惭愧懊丧而退隐。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之祸，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一九八○·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