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内外

　　“文⾰”中，郭沫若接连失去了两个儿子，其中之一的世英是我的好友。世英死后不久，我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洞庭湖区的一个军队农场劳动。农场的生活十分单调，洞庭湖的汪洋把我们与外界隔绝，每天无非是挖渠、种田和听军队⼲部训话，加上我始终沉浸在世英之死的哀痛中，心情是很庒抑的。在那一年半里，与郭家的通信成了我的最大安慰。

　　有一回，我给建英寄了一些我在农场写的诗，其中一首由李⽩诗句点化而来。诗写得并

　　不好，我当时的诗大多強作豪迈，意在使自己振作。但是，建英回信转述了郭老的鼓励，夸我很有诗才，并说郭老又写给他一首李⽩的诗：“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问我一个问题：君山那样的好，为什么要铲却它呢？我的回答是：就像“槌碎⻩鹤楼”、“倒却鹦鹉洲”一样“铲却君山”也是李⽩的豪言，未必要有什么目的。建英在下一封信中揭破谜底：铲平君山是为了造田种稻米，把米做成酒，就“醉杀洞庭秋”了。

　　后来我收到于立群寄给我的《李⽩与杜甫》一书，才知道郭老当时正在研究李⽩。在这部书中，郭老不指名地把我对上述谜语的解答和他的反驳也写了进去。同一书中还第一次发表了他写的一首词，正是他曾经抄录给我的《⽔调歌头·游采石矶》。离京前夕，我到他家告别，他拿出这幅大约四开大的墨迹，为我诵读了一遍，盖章后送给了我。“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我很喜这个意境。可惜的是，于立群顾忌到我所要去的军队农场的政治环境，建议我不要带去，我便把这幅字留在郭家了。

　　《李⽩与杜甫》初版于一九七一年，我不知道郭老是从何时开始构思这部书的，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该书的大部分写作及完稿是在他连丧二子的一九六八年之后。可以想见，当时他的心境是多么低郁，这种心境在他给我的信里也有曲折的表达。他在一封信中写道：“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接着提到了世英：“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嫰苗从土壤中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世英原是北大‮生学‬，因“思想问题”而被安排到一所农场劳动，两年后转学到‮京北‬农业大学“文⾰”中被那里的造反派‮害迫‬致死。在另一封信中，因为我曾叹息自己虽然出胎生骨的时间不长，脫胎换骨却难乎其难，郭老如此写道：“用你的话来说，我是‘出胎生骨的时间’太长了，因而要脫胎换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实在是遗憾。”这些因“文⾰”遭际而悔己一生之路的悲言是异常‮实真‬的，我从中读出了郭老对当时‮国中‬政治的无奈和绝望。他在这样的心境下研究李⽩，很可能也是感情上的一种寄托。他褒扬李⽩格中天真脫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视之为李⽩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強，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強，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联系到他给我的信中的话，我能体会出其中隐含着的愤懑：政治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惟一正路是远离政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也正是在同一意义上，我理解了他写给我的这句“豪言壮语”：“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迈步前进。在泥巴中扎越深越好，越久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如果不算若⼲短小的诗词，《李⽩与杜甫》的确是郭老的封笔之作。不管人们对这部书的扬李抑杜立场有何不同意见，重读这部书，我仍由衷地钦佩郭老以八十之⾼龄，在连遭丧子惨祸之后，还能够把一部历史著作写得这样文情并茂，充満活力。近些年来，对于郭沫若其人其学的非议时有耳闻，我不否认作为一个‮实真‬的人，他必有其弱点和失误，但我同时相信，凡是把郭沫若仅仅当作一个政治人物加以评判的论者，自己便是站到了一种狭隘的政治立场上，他们手中的那把小尺子是完全无法衡量‮国中‬现代文化史上这位广有建树的伟人的。

　　19975